拉西姆与都市专栏作家

直接引到他们自己的生涯问题，于是你立即感觉到他在他自己与西化的精英之间划上某种距离，这些精英跟他一样，大半住在巴比阿里出版区。

    但拉西姆却是作为报社专栏作家——或以当时流行的法语词“feuilletoniste”称之——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除了心血来潮的牢骚，偶尔假装的兴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说到底，国家的压迫和审查制度使政治成为一种棘手、时而不可能成立的主题（他喜欢详述他的专栏有时遭受非常严厉的审查，仅留下空白处），他反而让城市成为他的主题。（“假使政治禁令及其褊狭意味着找不到东西谈论，那就谈谈市议会和城市生活，因为大家向来喜欢读这些东西！”出自一位伊斯坦布尔专栏作家的此一忠告，已有上百年历史。）

    就这样，拉西姆花了五十年的时间书写伊斯坦布尔的种种现象，从各个种类的醉汉到贫民区的摊贩，从杂货商到杂耍艺人，从博斯普鲁斯沿岸的美丽城镇到喧闹的酒馆，从每日新闻到贸易展，从游乐园到草原和公园，市集日和每个季节的独特魅力，包括冬季乐陶陶地打

    雪仗滑雪橇，还有出版情况、八卦消息和饭馆菜单。他爱搞列表及分类法，他善于观察人们的习惯和癖好。好比植物学家对森林里的各种草木感到振奋，拉西姆对推动西化的种种表现、移民问题和历史巧合亦有相同感受，这一切每天都为他提供新奇古怪的写作材料。他劝年轻作家在城里闲逛时“随时带着笔记本”

    拉西姆在1895至1903年间所写的专栏佳作收录于城市通讯一书。他从不自称为“城市通讯员”除非以嘲弄的口吻道出。他借用1860年代法国的做法，抱怨市议会，观察日常生活，为城市把脉。1867年，纳默克？凯末尔——后来成为现代土耳其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不仅崇拜雨果的戏剧与诗，还赞赏其浪漫的好斗心——在蓝图报上发表一系列的信，述说伊斯坦布尔斋戒期间的日常生活。他的信，或称“城市专栏”定下了基调，后人跟他一样采用平常书信所用的信任、亲密、同谋的口吻。于是，他们将全体伊斯坦布尔人称呼为亲戚、朋友、爱人，从而成功地把城市从一串村子变成臆造的整体。

    其中一名记者，号称“有见识的艾丰迪”因身为见识报的发行人而被如此称呼（他在宫廷赞助下发行报纸，因此当报社因随意刊载一篇事后被认为令人不快的文章而关闭后，他有一段时间被称做“没见识的艾丰迪”）。他毫不留情地直面日常生活，经常劝告读者，也常责备他们，虽然文章枯燥无味，他却当之无愧地作为他那时代最严谨的伊斯坦布尔“书信作家”而被人们怀念。

    这些首先记述伊斯坦布尔的城市专栏作家捕捉城市的色彩、气味、声音，并加进趣闻轶事和幽默见解，还帮着建立伊斯坦布尔街道、公园、花园、商店、船、桥、广场、电车的礼仪。由于批评苏丹、国家、警察、军队、宗教领袖或权力更大的议员皆属不智之举，文学精英们的嘲笑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身不由己的普通人，走在街上关心自己的事、为养家糊口而艰苦奋斗的市井小民。我们之所以熟知这些教育程度不及专栏作家和报刊读者的伊斯坦布尔不幸之人——他们一百三十年来在街上做的事，他们吃的东西，说的话，他们发出的声音——都得归功于这些屡屡愤怒、时而慈悲、不断批评的专栏作家，他们以写下这些为己任。

    学会识字的四十五年后，我发现每当我的眼光落在报纸专栏上时，无论它是威胁我走回传统还是使我加倍西化，我都会马上想起母亲说的“不要指指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