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快十一点了;我走进玻利瓦尔街和委内瑞拉街拐角处的一家杂货铺,如今那里是酒吧。角落里有人向我打了一个招呼。他的模样大概有点威严,我应声走了过去。他坐在一张小桌前;我不知怎么觉得,他面对一个空酒杯,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已经坐了很久。他身材不高不矮,仿佛是个规矩的手艺人,或许是个老派的乡下人。稀稀拉拉的胡子已经花白。他像乡下人那样谨小慎微,连围巾也没有解掉。他邀我和他一起喝点酒。我坐下后同他攀谈起来。那是一九三几年的事。
那人对我说:
"先生,您不认识我,至多听人提起过我的名字,可我认识您。我叫罗森多华雷斯。已故的帕雷德斯也许同您谈起我。那个老家伙自有一套,他喜欢撒谎,倒不是为了诓人,而是和人家开玩笑。我们现在闲着没事,我不妨把那晚真正发生的事讲给您听。就是科拉雷罗被杀那晚的事。先生,您已经把那件事写成了小说,我识字不多,看不了,但传说走了样,我希望您知道真相。"
他停了片刻,仿佛在梳理记忆,然后接着说道:
"人们总是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随着年岁的增长,看法逐渐变化。我那晚遇到的事却有点蹊跷。我是在弗洛雷斯塔西面的马尔多纳多区长大的。以前那里是条臭水沟,后来总算铺了路。我一向认为进步是大势所趋,谁都阻挡不了。总之,出身是自己无法决定的。我从没有想过要打听我的生父是谁。我的母亲克莱门蒂娜华雷斯是个很正派的女人,替人洗熨衣服,挣钱湖口。据我所知,她是恩特雷里奥斯或者乌拉圭人;不管怎么样,我听她谈起她在乌拉圭的康塞普西翁市有亲戚。我像野草那样成长。学会了用烧火棍同别的小孩打斗。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迷上足球,足球是英国人的玩意儿。
"有一晚,一个叫加门迪亚的小伙子在杂货铺故意找我麻烦。我不理睬,但他喝多了,纠缠不清。于是我们到外面去比试比试;到了行人道上,他回头推开杂货铺的门,对里面的人说:
"别担心,我马上回来。
"我身边总带着刀子;我们互相提防着,朝小河方向慢慢走去。他比我大几岁,和我打斗过好多次,我觉得他早就想杀了我。我挨着小巷的右边,他挨着左边。加门迪亚脚下给石块绊了一下摔倒了,我想也没想就扑了上去。我一刀拉破了他的脸,我们扭打在一起,难解难分,我终于捅到了他的要害,解决了问题。事后我发现我也受了伤,但只破了一点皮肉。那晚我懂得杀人或者被杀并不是难事。小河很远;为了节省时间,我把尸体拖到一座砖窑后面草草藏起。我匆忙中持下他手上的一枚戒指,戴到自己手上。我整整帽子,回到杂货铺,不慌不忙地进去,对里面的人说:
"回来的人似乎是我。
"我要了一杯烧酒,确实也需要定定神。那时有人提醒我身上有血迹。
"那夜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天亮时才睡着。晨祷时分,两个警察来找我。我的母亲,愿她的灵魂安息,大叫大嚷。警察把我像犯人似的押走了。我在牢房里待了两天两夜。除了路易斯伊拉拉以外谁也没有来探望,伊拉拉真是个患难朋友,可是他们不准我们见面。一天早晨,警察局长把我找去。他大模大样地坐在扶手椅里,看也没有看我就说:
"如此说来,是你干掉了加门迪亚?
"那是您说的,我回答。
"对我说话要称呼先生。别要花枪抵赖。这里有证人的证词和从你家里搜出的戒指。痛痛快快在供词上签字吧。
"他把笔蘸蘸墨水,递给我。
"容我想想,局长先生,我回说。
"哦给你二十四小时,让你在牢房里好好想。我不会催你。假如你执迷不悟,那你就到拉斯埃拉斯街的踏板上去想吧。
"那时我自然不明白他指的是绞刑架。
"如果你签了字,在这里待几天就行了。我放你出去,堂尼古拉斯帕雷德斯答应由他处理你的事。
"他说是几天,结果过了十天之久。他们终于记起了我。我签了他们要我签的字据,两个警察中的一个把我带到加夫雷拉街。
"那里一栋房子门前的木桩上拴着几匹马,门厅和屋里的人乱哄哄的,比妓院还热闹。像是一个什么委员会。堂尼古拉斯在吸马黛茶,过了好久才答理我。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我,我给派到正在准备竞选活动的莫隆去。他把我推荐给拉斐勒先生,请他试用。写介绍信的是一个穿黑衣服的小伙子,据说是写诗的,老是写一些妓院题材的乌七八糟的东西,层次高的人不感兴趣。我谢了他对我的关照,走出那个地方。到了拐角处,警察就不跟着我了。
"一切都很顺利;老天知道该干什么。加门迪亚的死起初给我找了麻烦,现在却为我铺了一条路。当然,我现在给捏在当局的掌心。假如我不替党办事,他们会把我重新关进去,不过我有勇气,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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