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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听课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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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系六二级有两个班,共五十名学生。其中,有四个学生是基本不听课的,即一班的曹秋池和方小早,二班的郭世英和我。我们经常逃课,一般是那种和别的系合上的公共课,逃了不易被发现。学校有规定,旷课多少节就要开除,所以最好不被发现。小课逃不了,我们便不约而同地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在课上看自己的书。世英喜欢在上课时写东西,有时是诗和随感,有时是对课堂情形的冷眼旁观式的描写。我们总是选择邻近的座位,他写了常递给我看,有时我也回应他,互相用纸片交谈。

    在一节辩证唯物主义课上,我正埋头看书,突然听见老师喊我的名字。我条件反射地站起来,脱口问道:“干什么?”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他终于压住怒火,命我坐下,又喊起另一个同学,让那个同学回答他刚才提的问题。原来是课堂提问,但我完全没有听见。

    一定是有人告状,系里出面干涉了。有一天,担任年级主任的陈志尚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给我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年级学生周国平上课从不听讲,屡教不改,希望加强教育。”署名是“系总支办公室”陈也是上海人,对我一直颇为友好,这时也有些生气了,责备道:“你看看,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总不听,现在叫我怎么办?”接着好言劝告:“同学们对你们四个人意见很大,说你们成了特殊人物。当然,你们接受能力强,可以比别人多学一点。问题是要有个轻重缓急,重点要学好马列主义。”

    其实问题不在于所学的是马列主义还是非马列主义,而在于从教学内容、方法到整个教育体制的僵化。大学教育的主旨本应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而在我们的课堂上只是灌输,所灌输的还未必是知识,至少知识含量甚低,多半是教条和废话。我相信,任何一个智力活泼的学生,即使他强迫自己,也无法做到认真对待那些内容贫乏的课程。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凡是有一点儿天赋的学生,最好的办法是以尽量少的精力对付课程,给自己留出尽量多的自学时间。现在我鼓励在校的学生向教育争自由,其实是有自己往日的经验为根据的。

    北大当然有冯友兰、朱光潜这样的有真学问的教授,但我们低年级学生没有轮上听他们的课。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即使上课,恐怕也不能自由传授自己的学识。上我们的心理学课的程乃颐是一位一级教授,一个瘦小的老头,总是用喉音讲话,边讲边打嗝。我相信他只在应付我们,在心理学课上一会儿谈论如何防治阿米巴疟疾,一会儿劝告我们吃东西要慢慢咀嚼,以免消化不良。在任课老师中,我喜欢听张世英的课,他当时是讲师,教西方哲学史中德国古典哲学部分。他显然对所讲题目真正下了功夫,用那一口带浓重湖北音的普通话讲得条理十分清楚,废话也少,内容比较厚实。课堂上废话多多乃是常规,方式则各异。那个教党史的老讲师据说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脱党,面对阶梯教室里的上百名学生,他一边抚摩八字须,一边大谈自己的光荣历史。这堂课说过的,也许他忘了,下堂课又会说。作为一个鲜明特色,提到毛泽东时,他从来不像当时约定俗成的那样称毛主席,总是称毛泽东同志,以表明自己的平等身份,这倒不乏可爱。我最受不了的是形式逻辑课,其内容本来十分简单,一看就懂,却讲个没完。任课的李副教授是一个矮胖子,一根皮带松垮地系在大肚皮上,上课时经常下意识地提裤子,引得同学们窃笑。他出版过几本小册子,已小有名气,又常在杂志上发表论后期墨家的文章,所以每课必讲后期墨家。这说明他多少还是做一点研究的,比不做研究的多数教员好一些。使我难以忍受的是他讲课的方式,那样地无穷重复,废话成灾。在一堂课上,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献给逻辑课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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