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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原罪与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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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来追叙一下郭世英在1963年5月之后的情况。

    他被从与我对弈的象棋盘旁带走以后,直接进了拘留所。据说他当时火冒三丈,要动手打人,结果是用刺刀押送进去的。在短暂的监禁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6月的一天,家人收到了他从监所寄来的信,后来郭平英在给我的信中抄录了这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在这里谈出了全部心里话以后,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这一变化来得那样突然,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又笑又哭,只觉得自己变轻松了。”他还说:“以前我们大家在欢笑中团聚的景象一次又一次地浮到我的眼前,一次次我在泪眼蒙胧中看见爹爹的笑,妈妈的笑这一切是曾被我破坏了的,但我一定要把它们争取回来。你们知道,我是爱你们的,这爱一直偷偷地藏在心里。现在我集中了一年半对你们的感情,它不是文字能表达的,也不是眼泪能发泄的。我只是真心希望你们好,希望你们快活。”由这些话判断,促使他发生突然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对父母的爱和负疚感,是与家人团聚的渴望。世英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对父亲又十分敬爱,他曾向我叹息:“我活着有什么用,能把我的生命加给我父亲就好了。”事实上,在以前因为离经叛道而与家庭关系紧张的时候,他的确已经常常感到负疚了,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因此,入狱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最好机会。至于在思想实质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这封信上还看不出来。

    处理决定很快就作出了,让他去农场劳动。在成行之前,1963年暑假里,他曾来北大一次,我因为回沪度假,没有见到。他让陈老师转告我,说我们一定有机会再见面。陈老师还说,郭世英大大地变了,我见了会大吃一惊的。1964年除夕之夜,我们寝室的同学正在聚餐,忽然听见有人喊:“郭世英来了!”随即我看见他站在寝室门口,原先的长发已换成短短的平头,脸胖了,黑了,变年轻了。他用清澈的目光看着我,微笑着说:“把我忘了吧?”我傻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股欢乐的暖流涌遍全身。在当晚举行的年级联欢会上,他感情饱满地唱了一曲他父亲作词的人民的领袖万万岁。1965年春节期间,他从农场返京探亲,又来学校看我。那天夜晚,我们在街上散步很久,他错过了回城的末班车。他对我谈在农场的感受,说:农场的组织太严密,有一个牢固的体系,个人对此毫无办法;如果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一个生产队,一定很有意思。他还告诉我,农场有一个姑娘追求他,他必须小心维持平衡,很难办。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对棉花感兴趣,想研究植棉。果然,在农场劳动两年之后,遵照他自己的意愿,他的学籍从北大转到了农大,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学农的道路。当时我正在农村参加四清,中间暂时回校时,我们曾约在北海公园见面。我们还时不时通信,他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66年1月,信中邀我去他家,不久后我和图道一同去了一次。这是我们在文革前见的最后一面。

    我保存着世英给我的全部信件。这些信表明,他确实在非常诚恳地清算自己的过去,剖析“反动”思想的根源,渴望走上新路。在农场期间写的几封信里,就充斥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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