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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永远的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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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害世英的凶手是他班上的若干学生,他们无名无姓,微不足道,如今已像蚂蚁一样消失在无人知道的犄角旮旯里了。然而,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他们曾经结集为一支仇恨的小分队,坚持不懈地追杀一颗他们不能认同的灵魂。从文革初期起,这个追杀行动就没有停止过。这几个人属于农大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按照一种解释,他们整郭世英是为了反周恩来,因为当初郭的问题是周亲自处理的。世英死后,周恩来来到郭家,还曾说了“世英是为我死的”这样一句痛心而又内疚的话。我相信这是重要动机之一,但我认为最深层的动机不在政治上,而在人性中。我第一次到农大找世英时的遭遇给我印象至深,那个怒气冲冲的男生是一个缩影,表明世英落入了一个多么格格不入的环境里。我常想,虽有文革的大背景,如果世英不是落在这伙狭隘的人手中,悲剧未必会发生。事实上,文革中一个个具体的悲剧都是由一只只具体的手促成的,大背景是它们得逞的条件,但不是赦免它们的理由。文革只是暴露了人性中的恶,恶的存在却不能用文革本身来解释和辩护。

    世英多次对我谈到班上同学整他给他造成的苦恼。他死后,我烧毁了我的全部日记,但是,仿佛是要留下证据,在烧毁前我抄录了其中记载的他的这些谈话。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1967年5月2日,在向我报告郭民英的死讯后,他说:“我们班上的同学前一时期要整我。有一个女生特别恨我,她一直在外面,回来以后,班上对我的态度就变了。有什么理由呢?我在最艰苦的时候就支持造反派了。毛主席说,只有头脑是研究主体,其他一切都是研究对象,我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有时候我想,你们怎么老这么看我呀。其实,这一切自己都得研究,靠自己改变这种状况,不靠自己,还靠别人?就看你有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所以,他们让我写检查,我原来准备写一个十万字的十批判书,让他们去读吧。现在我什么也不准备写了。我对他们说:‘怎么,我就是一辈子反革命了?’”一个多月后,他又告诉我,班上一些人故意找岔,在枝节问题上整他。

    同年12月17日,林铭述从外地返京,我和他在郭家初次见面。原定这一天请他验收编好的鲁迅语录,我们正议论着,世英突然说:“我认为今天的任务是玩。去外面玩玩吧。”他不看我们,若有所思地望着别处,接着说:“我宣布退出这件事,以后你们两人去搞吧。”林铭述站起来,踱了几步,出屋去了。屋里静极了,世英看着我,说:“我们班上又要整我。星期四下午,突然发出通令,要我签字承认是叛国分子。我当然不能承认。又提四条,什么不许和外校同学来往,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多少天写一份检查,等等。我都签了,星期五我就跑回家来了。”我问他准备怎么办,他说:“明天回学校。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要斗,就让他们斗。打我,我也不抵抗。反正叛国分子我不能承认,以前都下过结论了。群众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合潮流的。不了解我的人,站在他们的地位上,也只能这么看我。我非常矛盾。”我说:“你不是说过要离开农大吗?”他说:“现在离开学校,就是死路一条。说实话,现在就这样死去,真不愿意。”我问:“他们会动武吗?”他说:“动武我倒不怕,就让他们打,孤立的味道才不好受,这是精神上的压力。鲁宾逊能在孤岛上活下去,是因为还抱着回大陆的希望。”

    晚饭后,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他说:“我回去后真不知该怎么办。历史发展总是一个浪潮一个浪潮的,不会以每一个个人为线索”停顿了一会儿,他问我:“你说我怎么办?”我说:“这只是一个浪潮,有涨潮,就总有退潮。”他说:“以后还有涨潮。”我说:“涨潮后还有退潮。”林铭述插话:“这是暂时的。”我赶紧附和:“对,是暂时的。”我们都想安慰他,但这安慰是多么苍白无力啊。离开他家时,他送我到院门口,对着我的背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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