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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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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资源一直是一个小公务员,具体职务是宣传部干事和党校教员。作为我的本职工作,做得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写材料,二是讲课。毫无疑问,不论写还是讲皆奉命而为,其内容无非是配合形势做政治宣传。

    一开始,我怀着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的诚恳态度,十分认真地对待写材料的工作。记得最早接手这项工作,是县里开毛泽东思想讲用大会,我的上司把一大堆讲用稿放到我面前,要我审读一遍。这些稿子是县里抽调各单位的秀才写的,在我这个有文字洁癖的人看来,大多文理不通,于是我一篇篇仔细修改,改完后让原作者誊抄。有一篇稿子文理尚通,但太罗嗦,我做了大量删节。叫来原作者,发现是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戴着眼镜,瘦削的脸布满皱纹,一支接一支抽烟。他看了我的删改,表情似有不甘,但还是默认了。叙谈之下,知道他原是广州军区的专职作家,文革中被定罪发配到资源。他叫刘天野,我称赞他的名字好,他说是为了取笑广州人,在广东话中这个名字的发音是老天爷。此后我们常在一起聊天,直到我走出资源。

    在发现我很会写材料之后,县武装部把我抽调去,与那里一个名叫唐海的年轻干事合作,写县里一个民兵先进单位的材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经常跑桂林军分区。军分区一位副政委管这件事,似乎颇赏识我,几次半开玩笑地说要把我调去。唐海也向我传递了类似信息,说军分区首长对我很感兴趣,我在资源肯定呆不长。不过,后来此事就没有了下文,唐海却青云直上了,在两三年之内,以所谓小步快跑的方式被飞快地提拔,二十几岁就当上了桂林军分区政委兼广西军区副政委,据说预定目标是培养为总政副主任。他是典型的乘直升飞机上去的干部,四人帮倒台后,又落回到了地面上。据我接触,他倒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城府并不深,人挺随和,实在是胡里胡涂被选中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天真的自信,我们合写的材料,我觉得不行,他总是满意之极。有一次,他参加王洪文主持的中央学习班,回来后跟我聊天,说他认识了一个副军长的老婆,是外交官,他准备让她在国外买表。说到这里,幸运儿天真地问:“为什么在国外买表这么便宜?”然后博学地自己回答:“大约是通货膨胀吧。”

    我依然在县委宣传部里写着各种材料,看我能写,几乎所有写材料的任务都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很快发现,我在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些讲用材料或某某单位的先进事迹,都有一个固定的套路,为了体现所谓境界,必须诱迫相关对象编造动人事例和豪言壮语,在多数情况下还必须自己替他们编造,否则就通不过。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学习班,最后首长做例行总结报告,讲稿都让我来写。那往往是一些党员学习班,班上传达的文件不让我这个非党员听,却非要我来写总结报告,也真是荒唐。我是越来越厌烦了,想到自己不得不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耗费在制造这些垃圾上,我深感屈辱。常常是一边写着,一边本能地感到厌恶,写了几句就丢开,然后强迫自己再写几句。我一遍遍问自己:难道我的生命就这么贱吗?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用尽量少的时间敷衍塞责,决不多花一分钟。尽管如此,浪费掉的时间仍是大量的,现在想来仍觉心痛。

    有时候,我的顶头上司认为某个材料重要,就亲自和我一起写,那才是最可怕的折磨呢。所谓亲自和我一起写,就是他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每一句,随时发出指示,让我涂掉重写。我一不耐烦,他就谆谆教导我说,好文章都是这么磨出来的。关于我的这位顶头上司,我在这里忍不住要多说几句,他领导了我这么多年,我应该对他公平。他姓石,性格却是石头的反面,怯懦而又逢迎,但毕竟当上了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工作。当然,他的性格在他的上司面前才表现得最充分。武装部一个副政委任政工组长,是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在一个学习班上,副政委上了一堂辅导课,下课后问:“我的课讲得怎样?”我说:“可能深了些,农村干部恐怕听不懂。”石副部长立即纠正:“讲得很好,不深也不浅,对机关干部、农村干部都正合适。”后来,军队干部撤离地方,开告别会,副政委宣布:“我工作中一定有不少缺点,但这次有规定,不请大家提意见了。”既然如此,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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