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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回头拜三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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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中国进入多事之秋。我虽身在闭塞的山区,仍能感觉到笼罩在空中的不祥氛围。4月的一天早晨,我住在农机厂的宿舍,听见厂里大喇叭在转播中央台新闻,内容是天安门事件以及撤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一切职务的决定。我凭直觉就知道广播所叫嚣的“伟大的胜利”是怎么一回事,想象着广场上镇压的情景,我的心一下子冷缩了,悲愤到了极点。我给一位朋友写信说:现在我嫌资源还不够闭塞,索性彻底地闭目塞听才好。我和敏子在一六六医院住了一个月院,9月10日出院,小玲送行到兴安县城,我们三人坐在汽车站附近的街沿上,广播里突然传出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我们都沉默不语,压在我心头的与其说是悲痛,不如说是忧虑,真不知中国接下来会出什么事。

    众所周知,接下来发生的是大快人心事。当全国许多城镇已经刷满了大标语的时候,我只能透过报纸来猜测,虽然也猜出了大半。临近资源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资源探亲,谈到四人帮倒台这个在外面已经家喻户晓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又由公安局押送回湖南,资源的闭塞和保守由此可见一斑。最后,总算开始传达了,却只限于党内,我仍被排除在外。可是,我敢断言,在整个资源县,我是最为这件事狂喜的人,就像几个月前我是最为天安门事件悲愤的人一样。我恨自己此时不在北京,只能从广播中猜想举国同庆的热烈场面。正式广播那天,我一个人在党校的屋子里,按捺不住欣喜,只好用笔欢庆。在给朋友的信中,我写道:“多少年来,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心情舒畅,空中的高压气团一下子驱散了,敢怒不敢言变成了畅所欲言,窃窃私语变成了公开呐喊,私下牢骚变成了大街上公开的口号,政治谣言变成了政治现实。多少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由衷的笑脸,第一次听到未遭强xx的民意公开发表出来。一句话,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世界又重新头足正立了。”当然,我的欣喜还有着切身的理由:“虽然我的处境至今没有任何改观,但是,许多年来积聚在心中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了。在中国的希望中,我也看到了我的希望。”

    可是,在资源,情况暂时没有什么变化。有一份材料批张春桥的谬论:“路线正确,收五百斤是好的,路线不正确,收一千斤是坏的。”我们的宣传部长看了以后指示:“这句话是对的,路线决定一切嘛,不要批这句话了。”一个公社书记在公社全体教师大会上说:“你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县农办主任说:“周国平是典型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四人帮刚倒台,这两个人都升任县革委会副主任了。

    我决心走出这一潭死水,但困难重重。在北京中央乐团工作的林铭述一直和我通信,不断给我打气,现在他觉得时候到了,鼓励我拿出作品。1977年,我把完稿的长诗一九七六寄给他,他拿给乔羽看,乔羽很欣赏,亲自送到诗刊总编葛洛手上。然而,两个月后,我收到了编辑部的退稿。接着我得知,广西大学、广西师院都发函调我,也都收到了县委组织部拒绝的回函。我给地委组织部写信,提出专业对口的要求,得到的答复是:“上级党委有过指示,号召人人学哲学、用哲学,因而学哲学的在哪里都用得上,你的工作没有调整的必要,望安心工作。”当时我就惊为奇文,舍不得丢掉,居然保存到了今天。这封复函的签署日期是1978年6月,这时全国已开始招研究生,而我也参加过了初试,所以心态已经很轻松。读了这篇奇文,我突然觉得,出不出资源真是无所谓了,假如不出广西,仍是一回事。我的唯一目标是回到我的精神故乡北京。我一定要结束过于长久的冬眠,苏醒过来,重新过人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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