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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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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数字茬子让富镇变“贫”

    救古老行业使破厂更新

    全县各个乡镇有一种普遍的认识,都说灌河富。这种认识,其实也不奇怪。到灌河街走上一走,就会产生这种感觉。

    记得还是在县委当“后进村整顿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一次去红庙乡检查工作,在乡政府吃喝以后,出了大门,就又去赶另一场酒席。因为带去的一个同志是从民政局抽到办公室工作的,这个同志在乡镇民政所很有市场。也不知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喝好,或者为了显示能耐,他专门吩咐乡民政所另备一桌,重新招待一遍。

    我们几个到了一个苍蝇嗡嗡叫的小饭铺里,这个老弟交代:“贺主任爱喝高度酒。”害得乡民政所长跑遍了红庙街,只找来几瓶当时流行的一种为了防伪、拧烂瓶盖的“庆丰酒”老弟责怪人家不会办事,连瓶好酒都舍不得拿。所长非常抱歉地说:“领导和弟兄们难得一来,就是茅台、五粮液也舍得。可这一道街,最高档次的也就是这种酒。”

    “我给你交代的剑南春也没有?”

    所长说:“我都问了,卖酒的说这酒名太冷僻,听都没有听说过。”

    这种情况,到灌河就肯定成为奇闻。卖在灌河,走进灌河街,店铺林立,一街两行,高中低档次的商品都应有尽有;行在灌河,当其他乡镇群众仍然骑自行车时,灌河镇就有许多年轻人屁股后边冒烟了;食在灌河,灌河的招待所是全县一流的,县城流传一句顺口溜:“出城向南转一转,红庙、孟坪、瓦房店(三个顺路的乡镇),再拐灌河吃顿饭,不到县城就兑现”;穿在灌河,灌河的百姓穿衣是新潮的,各种新款式从发现到穿身上,几乎与县城以上城市同步。

    说灌河人穷,谁也不会相信,但这又是事实。金钱如同真理在某些时候一样,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全镇六万多口人,真正富有的人并不多。灌河百万以上的富翁,大多是因为开矿、倒矿而发财的。

    职业高中有一个姓魏的教师,可能是嫌铁饭碗里的饭太稀,就向学校领导申请停职留薪开矿。这个人上辈子肯定行善积德,这辈子才修得一夜暴富的福气,凑了万把元,从一个矿主手里买了一眼打得已经破产也没有见到矿石的萤石矿井,带着碰运气的侥幸心理,继续前任未竟的事业。谁知,运气来了,再厚的门板都没法挡着,只一炮就崩出了蓝莹莹的优质矿石,不到半年富甲一方,不仅盖楼,还把儿子送到新西兰留学,引得学校教师们一度思想动荡。

    石楼村有一个姓米的干部,改革开放之初,在大家都没有想到开采金矿的时候,率先起步,搞了七八十万块钱,见好即收。武侠小说中不闯荡江湖了,叫金盆洗手,他却在废金坑里洗手,不再开矿,干部也不当了。而且跑到卧牛坡水库,几百块钱买了一块山场地皮,盖了一套十几间的宅院,牧羊养鱼,安居乐业。

    此外,还有米庆福、甄诚友等几个人,则是靠倒卖矿石起家的,手里都握有百把几十万的,早早地就有了小卧车。像这样的富人,在灌河确实有几十个。

    可是,一旦出了灌河街,到各村里走一走,就会发现这里的贫富差距很大。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温饱都已经解决,但经济条件不宽余的大有人在。石楼村的支书米庆来长年穿的就是补丁衣服。多数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还有一些没有被子盖的、穿裤子露蛋的、供养不起学生上学的、房子破烂不堪的、春节吃不起肉买不起春联的,每个行政村都能找来十户八户。当上了人民的“父母官”后,下去走走看看,发现因灾致贫、因病致贫的农户比比皆是,令人十分寒心。

    看一看这些情况,听一听富的传闻,我感到简直是一种耻辱。中国共产党是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的,但一个小小地方的党代表,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治下的每一个老百姓,才是自己的工作对象。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不挂在心上,算是白披了一张党员的皮子,辱没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帽子。

    可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官民之间,也就是干群之间的距离不断地拉大,在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人们习惯按照官场中的潜规则办事,不当官则已,一旦当上了,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向上爬,生命有涯,欲望却无止境。党的干部路线是“凭党性干工作,看政绩用干部。”这个导向,所向披靡。党性是要靠政绩来体现的,谁在位置上,都会想方设法搞政绩。

    突出政绩的有效途径是,出成果、出材料、出数字。各种数字年年猛增,老百姓的穷苦就像即将晒干的衣服,不多的水分很快被蒸发掉了。在“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政治氛围中,仅灌河的乡镇企业产值就报上六亿多元,全镇人均一万多元!这不能全怪我的前任做得过分,他即使不愿意这样做,也有上边的职能部门秉承领导旨意,压着他不得不报。

    我心里一直想,肿了的脸充胖子不会太久,一定得把这个数字茬子平下去。于是,就从各方面做这个平茬子的工作,终于见到了明显的成效。一天,县里通知我去昌河市参加一个贫困乡镇的党委书记会议,我们终于从富镇变成了贫困乡镇,心里由衷地感谢县委书记和县长,他们真的是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啊!

    会议中间,下起了1996年的第一场小雪。我想起柏油路面还没有完成,心急如焚,不停地向镇长要情况,督促他们尽快地完成修路任务。家里的老婆孩子,也都随着我的情绪变化不停地看天气预报,电话中陪着我同喜同忧。终于,副镇长郑东方打电话传来好消息,说柏油路面已经开始铺设,不日可以完成,我一高兴就请几个同去开会的其他乡镇的弟兄出去撮了一顿,出手非常大方,心知这完全是为了庆贺的缘故。

    当然,有一些事情,并非完全都是在擦前任的屁股。有一天,一个黑小伙,跑到我屋里反映他们西关村一个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他说:“我爹原来是西关村缫丝厂的厂长。前任支部书记在时,有人给顶掉了。当时的理由是说我爹有贪污嫌疑,可是算账以后,厂里还欠我爹四千多块钱。支书就是赖着不给。我爹这个人太老实,好欺负,自己不说,也不叫我反映。我不是稀罕这几个钱,主要是争这个理儿。想当初,我爹在时,厂里很兴旺,这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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