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可能她是被勒死的。但你也必须考虑到,她也有可能不是被勒死的。也许她就这么突然死掉了。”
“见鬼,”格雷厄姆说道“我们把这一点记录在案,把它记在验尸官的想象一栏里。你们其他人找到她的身份证件没有?”
还在房间里继续搜查的技侦处的人嘟囔着说还没有。
凯利说:“我想死亡时间已经出来了。”他看了看温度计探针,然后对照一张表查起来。“内部温度是96。9度。在这样的室温条件下,已死亡近3个小时了。”
“近3个小时了?太好了。你听着,凯利,我们早就知道她是今夜的某个时刻死的。”
“我最多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凯利说着摇了摇头。“遗憾的是,如果时间少于3个小时,冷却曲线是无法准确给出死亡时间的。我只能判断死亡时间是在3小时之内。不过我的印象是,她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坦率地说,我认为接近3小时。”
格雷厄姆转身问技侦小组的人说:“有谁找到了内裤?”
“还没有呢,中尉。”
格雷厄姆环视了一下办公室,说:“既没有手袋,也没有内裤。”
“你是否觉得有人清理了现场?”我问他。
“我不知道,”他答道“一个身穿价值3万美金裙子的姑娘来参加招待会而不带手袋,这符合常理吗?”然后,他从我的肩头望过去,笑着说:“唔,彼得君,你知道吧,有个崇拜你的人来看你了。”
朝我大步走来的是市长的新闻秘书埃伦法利。她35岁,深黄色的秀发剪得短短的,贴着脸庞,总是修饰得很漂亮。她年轻时当过新闻播音员,到市长办公室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她的动作潇洒、步履轻快、体态诱人。人人都知道她保持这种体态有她的特殊用处。
我很喜欢她。在局里新闻处工作的时候我曾替她办过两件事。由于市长和警察局长之间素有嫌隙,所以从市长办公室来的一些要求有时就通过埃伦传给我,由我来处理。这些大多数都是区区小事,把某项报告的发表时间推迟到周末,让它在星期天见报,抑或是虽然已经对某个案件提出了起诉,但宣布的时候却说还没有。我都给她办了,因为她为人心直口快,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看来这一次她又准备直言不讳地谈自己的看法了。
“我说,彼得,”她开口说道“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一个叫石仓的先生到市长面前狠狠地告了你们一状——”
“可想而知的——”
“市长让我提醒你们,这个城市的官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外国人粗暴无礼。”
格雷厄姆拉大了嗓门说道:“尤其是因为他们向竞选活动提供了巨额资金。”
“外国人是不能出钱资助美国的政界竞选的,”法利说道“这你又不是不知道。”接着她的声音低下来:“这是个很敏感的案子,彼得,你要谨慎行事。你知道,日本人特别关注他们在美国受到的待遇。”
“好的,我知道。”
她透过会议室的玻璃隔板朝外面那间敞开式办公室看去:“那不是康纳吗?”
“是的。”
“我还以为他退休了呢。他来这儿有何贵干?”
“帮我处理这件案子。”
法利皱了皱眉头:“你知道吧,日本人对康纳抱有一种复杂的心理。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一个喜欢日本的人一旦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就变成了一个对日本的攻击者。”
“康纳并不是什么攻击者。”
“石仓觉得自己受到了粗暴的对待。”
“石仓是在对我们指手画脚,”我说道“这儿有个姑娘被杀了,可大家似乎都把这事置之脑后——”
“得了吧,彼得,”她说道“没有人对你指手画脚地告诉你该怎么干。我只是说你得考虑特别——”
她突然不往下说了。
她的目光落到那尸体上。
“埃伦,”我喊了她一声“你认识她?”
“不认识。”她把脸转了开去。
“真的?”
我注意到她有点不知所措。
格雷厄姆问她:“你早些时候在楼下见过她?”
“我想没——也许。我想是见过。听我说,伙计们,我得回去了。”
“埃伦,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她是谁,彼得。你知道,要是认识她,我会告诉你的。跟日本人打交道要客气一点。市长关照我告诉你们的。我得走了。”
她匆忙朝电梯走去。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中有些不安。
格雷厄姆走过来站在我身边说:“她真够味儿。不过,她甚至对你也不很坦诚。”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甚至对我?”
“大家都知道你跟法利两个人是一条新闻呢。”
“这是什么话?”
格雷厄姆在我肩膀上捅了一拳:“得了吧,现在你已经离了婚,谁也不会说三道四的。”
“那不是真的,汤姆。”我说道。
“你想怎么干都可以,像你这样一表人才的美男子。”
“我告诉你,没有那回事儿。”
“行啦,行啦!”他把手举了起来。“我的错,我的错。”
我看见法利走到了敞开式办公室的那一头,从绳子下面钻了过去。她按了按电梯门口的按钮,边等边不耐烦地用脚尖轻轻敲击着地面。
“你真的认为她认识这姑娘吗?”我问道。
“她肯定认识,”格雷厄姆说“你知道为什么市长喜欢她?她站在他边上,轻声地把每个人的名字报给他听。有些是她多年不见的人了。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孩子们也好,不管是谁。法利知道这个姑娘是谁。”
“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妈的,”格雷厄姆骂了一声“这件事对某个人来说一定非常重要。她像兔子似的,溜得真快,是不是?我说我们最好弄清楚这个死去的姑娘是谁。我绝对不愿意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后一个知道情况的人。”
康纳站在房间的那一头,向我们招手。
“他现在要干什么呢?”格雷厄姆说道“那种样子招手。他手里拿了什么?”
“好像是只手袋。”我说道。
“谢里尔琳奥斯汀,”康纳念道“生于得克萨斯州米德兰,毕业于得克萨斯州立大学。23岁。在韦斯特伍德有公寓住房,到此地时间不长,得克萨斯的驾驶执照还没有换掉。”
手袋里的东西都摊在了办公桌上。我们用铅笔拨动着这些东西。
“你在哪儿发现这只手袋的?”我问道。这是一只用珠子编串的小巧玲拢的黑色女式手袋,搭扣是一颗大珍珠做的,是40年代的上乘精品,非常珍贵。
“在靠近会议室的一颗盆栽棕榈树下找到的。”康纳拉开了夹层的拉链。一小卷钞票掉在桌上,都是100美元一张的。“很好,奥斯汀小姐受到很好的关照。”
我问道:“没有汽车钥匙?”
“没有。”
“这么说她是跟别人一起来的。”
“显然也打算和某个人一起离开。100元的大票子出租汽车是找不开的。”
此外还有一张金黄色的美国捷运卡、一支唇膏和一个小粉盒。
一包柔和七星牌香烟,是日本的牌子。一张东京大胜夜总会的会员卡。四粒蓝色的小药丸。大体上就是这么些东西。
康纳用铅笔把手袋挑着让它倒竖起来,这时有一些绿色小颗粒状的东西掉到了桌上。“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我承认说。格雷厄姆拿起放大镜对着它们看起来。
“是山榆菜裹的花生。”康纳说道。
山榆是一种绿色辣根,在日本餐馆里用做调料。可我从来没听说过山榆裹花生。
“不知道在日本以外的地方有没有这东西卖?”
格雷厄姆说道:“我看到的够多了。约翰,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石仓会不会把你要的证人找来呢?”
“我想不会很快。”康纳答道。
“对呀,”格雷厄姆说“要到后天,等这些人听完律师跟他们说明该怎么讲话之后,我们才能见着这些人。”他从桌子旁边向后退了两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拖延时间?这姑娘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们要应付的就是这么一个案子。”
“有可能。”慷纳说道。
“嘿,伙计,岂止是有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这里是他们的大楼。那姑娘是他们所垂涎三尺的那种美人儿,一朵长刺的玫瑰花。你知道这些小日本个个都想抱着排球运动员玩一玩。”
康纳耸耸肩:“也许吧。”
“得了吧,”格雷厄姆说道“你知道这些家伙在国内的时候替大公司干活,挤地铁上下班,整天都过得不舒心,不知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他们摆脱了国内的种种束缚,到了我们这儿来,一下子变得有钱了,变得自由自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有时候他们当中有人就得意忘形起来。你说我讲得对不对?”
康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良久才说道:“所以,汤姆,你觉得一定是一个日本人在中本公司会议室的桌子上杀了这姑娘?”
“对。”
“作为某种象征性行动?”
格雷厄姆耸耸肩:“天啦,谁知道呢?我们并不是在谈正常情况应当是如何如何嘛。不过,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即使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我也非他妈把这个混蛋捉拿归案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