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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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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拖鞋,露出了赤裸的脚后跟。裤子也是家常的,人造棉裤子,洗白了,她又走得急,裤腿就裹着她的身子飘动摇摆着。女生们都傻了眼,心里激荡起一股嫌恶和羡慕夹杂的感受。望了她从马路对面走到这面,再走到马路那头,拐了个弯,消失了。玲玲忽然说了一句:"真像是马路天使。"大家并不知道"马路天使"是什么意思,但都觉得,这是再恰当不过的形容。妹头尤其吃惊玲玲会说出这样精辟的话,并且还说得那么冷静,就好像是很平常的一句话,几乎要对她刮目相看。这些名词都是从她姐姐那里听来的,有姐姐就是好,眼界都开阔。

    女生们还很狂热地崇拜于追逐一名年轻的女老师,学校的大队辅导员。她其实并不漂亮,脸部甚至还有些缺陷,就是她的下巴略有些短,装束又很朴素,总是白衣蓝裙,一双横搭袢皮鞋,还有些土气地留着一对垂至腰际的长辫子。但是,她确是有一种风度,严肃,端庄,文静,姿态则很挺拔。这使她有些像女演员。女生们为了学习她,都留起了长辫子,走路也挺着腰,端直地,目不斜视地,一步一步迈着。女生们干什么都是一窝蜂,有一些是真喜欢,有一些则是盲目的,瞎凑热闹。妹头就不,她没有加入潮流。她并不喜欢这位辅导员老师,她觉得她有点官腔。她尤其不喜欢辅导员那口咬得很准的,朗朗的普通话,这加深了她的官腔。她宁可去喜欢学校里另一位男老师,美术课的李老师。

    李老师是一个精神略有些委靡的男人,传说他曾经患有结核病,从大学退学,病愈以后就来到这所小学校来教图画课。他的脸黄而瘦削,头发却偏偏比较长,也不是那种时髦的,经过修饰的长发,而是没什么型的,不经意而留长了。额发本是想朝后梳,却没有梳平,于是便竖着。在春暖很久的天气里,他还穿着一件棉袄,蓝布罩衫的袖口很长地盖在手背上,中式的连肩的衣襟从他单薄的背膀上垂挂下去。看上去,他就像那种穿长衫的旧式的男人。可他一旦脱了棉袄,换上一件毛蓝洗白的中山装,忽然又年轻起来,你发现他几乎还是个少年人,而且很新派。上课时,他夹了教具走进课堂,将东西一放,就转身在黑板上作演示,同时简短地解释几句。他画得非常娴熟,自然还流露出不屑:画这点东西,还不是毛毛雨?这样,大约占去有三分之一的课时,还有三分之二时间,他就让同学们照他的示范画,自己则坐在黑板一侧的下方,静静地等待下课。他虽然是有些病态,但出于幽默的天性,他并不忧郁。他脸上带着懒散的温和的笑容,略带打趣地批评学生,学生要是画得实在糟糕,他就说:"怕来!""怕来"是上海话形容难看的说法,好看则是"趣来"。"来"是语气词。他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不带任何乡音,比方苏州,宁波,或者本地的口音。苏州腔多少有些狎昵,尤其是男人来说,就有些轻佻;宁波音呢,难免有些卖弄风趣,便油滑了;本地话,指的是上海郊县的土语,倒是老实,可委实又太乡气重了。所以,这些口音多半是有些俚俗。上海话本又是杂合之音,总是要有侧重的,偏偏李老师说的一口没有习气的上海话。他又不是刻意地,一字一句去咬,而是轻松,随便,自然。有一些难发的音,他一吐口就是。比如仙鹤的"鹤",上海话里是发的舌根鼻音,他就这么发音——"鹤"。他说话的声音不响,可也不是有意的轻柔,而是觉得不必要大声说的,还是带些懒散。妹头中意他的,就是这口上海话。还有,妹头喜欢有一些颓废气的男人。那种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男人,会让她觉得有官腔。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就是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语言,所以是官腔的语言,而大队辅导员,则是个官腔的女人。总之,妹头不喜欢官腔,而颓废气,是与官腔最无干系的。所以,她就比较欣赏李老师。无意识地,她对图画课也比较别的课更有些兴趣。当然,也是一般的兴趣。她对美术并无特别的才能,只是能过得去而已。不过,有一次,李老师还是注意到了她。就像方才说的,李老师大半时间是让同学们自己画画,画完之后立即交上,当场批了分数,便可离开课堂,不必非等下课铃响。这一次,妹头送上她的作业时,李老师注意了一下她的名字:朱秀芝。其实这是个很大路的名字,但碰巧引起了李老师的联想。他问道:六年级一班的朱秀荪是你哥哥吗?这更可能是哥哥的名字给了李老师印象,因为一个男孩子名字里有个"秀"字,总有点特别,使人想到这也许是个班辈,所以才进一步留意到"朱秀芝"的名字。末尾又都是草字头的,这是认真起名的父母常用的手法。这表明李老师对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还是相当有兴致的。妹头回答"是",李老师就说:你哥哥很巴结的。"巴结"也是上海话的说法,是"努力""不放松"的意思。

    虽然李老师表扬的不是她,可表扬了哥哥,妹头还是很高兴。妹头在家受宠,却并不因此而狂妄地以为,自己就是家中了不起的人物。不用谁来告诉她,她都知道,哥哥是比她重要的。他们这个家,在父亲母亲之后,要再有一个主持的人,那就是哥哥,而不是她。虽然哥哥是睡在内阳台,和奶奶,弟弟合一张床。内阳台就好像这个家庭以外的另一个家,那里有着和大房间不同的气氛和生活方式,是以常州乡下出来的祖母为代表的。甚至,空气都不一样。这里的空气里带着一股糟油的气味,来自床头柜子上的一个糟货钵头。这股气味带来了乡土的渊源的气息,这使得内阳台里有了一种家庭的历史感。哥哥睡在这里,也更多地在这里活动。他就在窗下那一架缝纫机上做作业和做他的手工。他是祖母带大的,就不怎么和父母亲,保持着一点距离,可他在父母心目中的分量,却是不言自明的。父母很少呵斥他,与他说话都和缓了口气,很郑重似的,好像是平等的关系。也或许是天性使然,他一向就是个有责任心,稳重的孩子。他不像妹头,把弄堂当家的。他很少到弄堂去,弄堂里的人说起他,也是用一种很尊敬的,慎重的口吻。妹头和小伙伴们在弄堂里玩得忘形,大喊大叫时,她会陡然地停住,喝道:轻一点,我们大弟在做功课呢!"大弟"是她哥哥的小名,她这么称呼他,并不带有丝毫的不敬。她是真正为他骄傲的。妹头很小就会在缝纫机上缝制衣服,像男式衬衫的领子,肩背,袖口,她都会做。其时,奶奶的眼睛已花得穿不进针了,而哥哥也已不再是小孩子,不能总穿中式的乡气的衣裤,所以,渐渐的,哥哥的衣服全都由母亲自己,或者到裁缝铺请人裁好衣片,让妹头来缝制。这个,妹头也很骄傲。

    哥哥比妹头大三岁,妹头升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则考进一所全市重点的中学。这所学校就在这条街的横马路上,从妹头的弄堂,能隐隐听见学校的高音喇叭,一早是升旗的国歌声,接着是广播体操音乐,再晚些,则是眼保健操。乐声虚无飘渺地传来,就有了神圣庄严之感。这条弄堂里的孩子,极少有奢望进这所学校读书的,他们大多是上这所学校的马路对面的初级中学,还有别的街道上的一些杂牌,民办的中学。妹头的爸爸妈妈在弄堂里发了糖。晚上,她听见爸爸和妈妈在说,一定要供大弟上大学,妹头呢,初中毕业上个技校就行了,小弟反正还早,大弟上到大学,他才上初中,就算他考得取大学,到那时大弟也已经大学毕业,出道了。他们讨论到此,便想到大弟大学毕业可能会分去外地。隔壁公寓里,不是有个大学生,不服从国家分配去甘肃,结果成了右派吗?那不行,大弟不能去外地,宁可妹头去,还有小弟呢,小弟功课不好,说不定还要去新疆呢!当然,小弟也不能走,妹头要是读个护校什么的,分到杭州这样的地方,也好。讨论到这里,就有些讨论不下去,因为即便是妹头走了,也不能保证大弟就分在上海。但这总归是太遥远的事,所以也就无须再讨论了。妹头听了这样的安排,尽管是将自己作筹码让哥哥在上海,自己且又是父母宠惯的人,可也并没有大难过,觉得事情真要到那个地步,也只有这样了。这好像不仅是妹头,还是这条弄堂里所有女孩的心理,她们总是要让家中的男孩子的。因在这样的弄堂里的家庭,多少是有些旧式的。在这繁华摩登的街市后面,却有着如此陈腐的风气。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里的生活并不是完全开放,在某一面上,甚至是相当封闭。这也是使它们保持稳定和凝聚的因素。它们就是依着一些固定不变的原则,才能够基本完整地延续下来。在经过了许多变故以后,淮海路上的生活还能相对地保持原貌,就和这封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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