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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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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春

    女护士阿姆拉阿德莫维奇警告过伊德里斯和铁木尔。她把他俩拉到一边,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反应,哪怕一丁点,她要伤心,我踢你们出去。”

    他们身处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男区,站在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走廊尽头。阿姆拉说过,那女孩剩下的惟一亲属,或者说惟一来看过她的,是她舅舅,如果把她放到女区,那么她舅舅便得不到探视的许可,所以院方把她放到了男区,但她进不了病房,让女孩与不是家属的男人同处一个房间是不得体的,因此让她住到这儿,走廊尽头,一个非男非女的地方。

    “我还以为塔利班早被赶跑了呢。”铁木尔说。

    “很疯狂,不是吗?”阿姆拉说,然后不明不白地傻笑了一下。回到喀布尔的这个礼拜,伊德里斯发现,这种明明窝了一肚子火,却故作轻松的腔调,在外国救援人员当中非常普遍,他们不得不小心应对阿富汗文化的种种不便和特异之处。这种嬉皮笑脸、讥讽嘲弄的特权,这种睥睨众生的心态,让伊德里斯模模糊糊地感觉受到了冒犯,但本地人对他们这副德行好像没有察觉,或者没觉得受辱,因此他认为自己也应该不以为意。

    “可他们让你过来。你来去自如。”铁木尔说。

    阿姆拉抬了抬眉毛。“我不算。我不是阿富汗人。所以我不是真正的女人。这你都不知道?”

    铁木尔咧嘴一笑,油腔滑调地说:“阿姆拉。波兰人喽?”

    “波斯尼亚。不许有反应。这是医院,不是动物园。你保证。”

    铁木尔说:“保证就保证。”

    伊德里斯看了一眼女护士,担心铁木尔这种有点鲁莽,又没什么必要的挑逗会触怒她,但是明摆着,这点儿小便宜又让他占到了。对堂弟的这种能力,伊德里斯既厌恶又嫉妒。他总是注意到铁木尔的粗俗,觉得他缺心眼儿,又不解人意。他知道铁木尔不仅对妻子不忠,还作假逃税。在美国,铁木尔开了一家房屋按揭贷款公司,伊德里斯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大搞贷款欺诈。但是铁木尔交游广泛,即便惹祸上身,也总是能用好人缘、铁关系,以及那副人见人爱、假装无辜的面具加以摆平。长得帅可没坏处——肌肉发达的身体,碧绿的眼睛,带酒窝的笑容。伊德里斯觉得,铁木尔固然是个成年人,却还在享受着儿童的特权。

    “很好。”阿姆拉说“好吧。”她拉开挂在天花板上,权充隔帘的床单,放他俩进去。

    女孩本名罗莎娜,可阿姆拉给了她一个简称,叫她罗诗。她看上去大约九岁,也许十岁,此时膝盖顶着胸脯,背朝墙坐在铁床上。伊德里斯马上放低了目光,一口凉气已经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地倒吸回去。可想而知,铁木尔才压不住呢。他咂着舌头,不停地说着“噢!噢!噢!”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充满了痛苦。伊德里斯瞟了一眼铁木尔,毫不吃惊地发现他已经眼泪汪汪,泪水戏剧化地在他眼眶里打着转儿。

    女孩抽搐着,闷叫了一声。

    “行了,结束了,都出去。”阿姆拉怒冲冲地说道。

    到了室外,站在大门前破碎的台阶上,阿姆拉从浅蓝色护士服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红盒万宝路。铁木尔的眼泪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拿了支香烟,先给女护士点着,再给自己也点上。伊德里斯脑袋晕乎乎的,觉得恶心。他嘴里发干,担心自己吐出来,那可就丢人了,会让阿姆拉认准对他,对他俩的印象——富有的、总是大惊小怪的归侨,如今回到了家乡,被眼前的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而杀人的妖怪们已经离去。

    伊德里斯本以为阿姆拉会申斥他们,至少把铁木尔骂一顿,可她的态度更像调情而不是责骂。这就是铁木尔在女人身上催生的效应。

    “成。”她卖弄风情地说“你说该怎么办,铁木尔?”

    在美国,铁木尔用的是“蒂姆”“911”事件后,他改了名,并且声称,自此以后他的生意差不多翻了两番。他告诉伊德里斯,改成这两个字,给他事业带来的好处比大学文凭还要多——如果他上过大学的话。他没上过。伊德里斯才是巴希里家族的大才子。可是这次回到喀布尔,伊德里斯听到他总是自称铁木尔。这种表里不一当然无伤大雅,甚至非这样做不可,可还是让人耿耿于怀。

    “刚才在里面的事我很抱歉。”铁木尔说。

    “也许我惩罚你。”

    “悠着点,小乖乖。”

    阿姆拉把目光转向伊德里斯。“成。他是牛仔。你,你安静,懂事。你是个怎么说来着内向的人。”

    “他是医生。”铁木尔说。

    “噢?那么这一定吓着你了。这医院。”

    “她出什么事了?”伊德里斯问“罗诗出什么事了?谁干的?”

    阿姆拉一下子变得严肃了。再讲话的时候,她的脸带上了一种母性的坚定。“我为她战斗。我和政府,和医院的官僚,和王八蛋神经外科医生战斗。每个步骤,我为她战斗。我不停下。她没有任何人。”

    伊德里斯说:“我本来以为她有个舅舅。”

    “他也是王八蛋。”她弹了弹烟灰“成。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小家伙们?”

    铁木尔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总的来说还算实话,说他俩是堂兄堂弟,苏联人蜂拥而至以后,他们两家人就都逃出去了,先在巴基斯坦待了一年,八十年代初在加利福尼亚安顿下来,这是二十年来他俩头一次回国。可他又说,他们回来是为了“寻根”为了“教育”自己,为了“见证”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造成的后果。他说,他们想回美国唤起人们的认识,募集资金,以图“回报”

    “我们想有所回报。”他说。他把这句套话讲得那么真诚,真让伊德里斯害臊。

    铁木尔当然不会道出他俩回到喀布尔的真正原因:索回曾经属于父辈的房产,他和伊德里斯十四岁之前住过的那幢房子。由于数以千计的外国救援人员突然涌入喀布尔,需要地方落脚,那座房产的价值如今已大大地飙升了。当天上午,他们去过那儿,去了那房子,现在那儿住了一群破衣烂衫、面色萎靡的北方联盟士兵。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中年男人,他住在马路对面,隔了三户人家。他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是个希腊来的整形外科医生。他请他们吃了午餐,还提出来带他们看一看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他为之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在那儿有间办公室。他还邀请他们出席当晚的派对。到了医院,他们才听说那个女孩儿,无意中听到的——正门台阶上有两个护理员在说她的事,然后,铁木尔便用胳膊肘顶了顶伊德里斯,说:老兄,咱们应该去瞧一眼。

    对铁木尔的故事,阿姆拉好像听烦了。她丢掉香烟,紧了紧橡皮筋,把金色卷发扎成发髻。“成。我今晚会在派对上看到你们小家伙吗?”

    是铁木尔的父亲,也就是伊德里斯的叔叔,把他们打发到喀布尔来的。在过往二十年的战争中,巴希里家的老房子已经多次易手。重新确立房主的身份需要时间和金钱。阿富汗的法庭上已经积压了好几千件房产纠纷的案子。铁木尔的父亲说过,他们得“活动”一下,才能打通阿富汗官僚机构臭名昭著的懈怠和拖延,说白了,就是“找对人,送对钱”

    “这是我的强项。”铁木尔说,好像谁不明白他精于此道似的。

    伊德里斯的父亲已经在九年前去世了。他跟癌症较量了很长时间,最后死在了家里,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伊德里斯陪在床边。他死的那天,家里乌泱乌泱来了一大帮人,叔叔舅舅,姑姑阿姨,各路朋友,还有好多熟人,坐在沙发上,饭厅椅子上,等到能坐的都坐满了,他们就往地板上坐,往楼梯上坐。女人们聚拢到饭厅和厨房,一壶又一壶地沏茶。伊德里斯是惟一的儿子,所有的文件都要他来签。有给验尸官的文件——此人大驾光临,来宣布他父亲已经死亡。还有给殡仪馆的文件,来的是几个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带着担架,抬他父亲的遗体。

    铁木尔始终不离左右。他帮伊德里斯接电话,招待前来慰问的人潮,从亚伯烤肉馆订米饭和羊肉,这是当地的一家阿富汗饭馆,老板是铁木尔的朋友阿卜杜拉,铁木尔老跟他开玩笑,叫他亚伯大叔1。下雨了,铁木尔就帮那些上了年纪的亲友停车。他还从当地的阿富汗电视台叫来了哥们儿。和伊德里斯不同,铁木尔与阿富汗社群非常熟络,他有一次告诉伊德里斯,他手机通讯簿里的名字和号码不下三百个。他已经安排好了,阿富汗电视台当天晚上就会播出讣告。

    那天午后,铁木尔开车,载着伊德里斯去海沃德市的殡仪馆。当时大雨倾盆,沿680号州际公路北行,车流缓慢。

    “老兄,你爸爸对谁都好。他有自己的一套老传统。”他一边嗓音沙哑地说着,一边驶出了传教团匝道。他不停地用那只空着的手抹着眼泪。

    伊德里斯点点头,面色凝重。他活这么大,每逢需要当着别人面哭的场合,比如在葬礼上,他却说什么也哭不出来。他把这一点看成轻微的缺陷,就像色盲一样。不过,虽然知道这样想不近人情,他还是对铁木尔产生了一丝厌恨,恨他在家里忙上忙下,夸张地哭个没完,抢去了自己的风头。好像是他的父亲死了一样。

    有人把他们领到一个安静而略显阴暗的房间,屋里摆放着厚重的深色家具。迎接他们的是个身穿黑色夹克,头发中分的男人,闻上去有一股高价咖啡的味儿。他操着一口专业腔,请伊德里斯节哀顺变,然后让他签署了安葬授权书,又问家属想开多少份死亡证明。等所有文件都签完,他才灵巧地把一本小册子放到伊德里斯面前,上面印着“价目表”

    殡仪馆经理清了清嗓子。“传教团大街那边有个阿富汗清真寺,如果令尊是在册教友,这些价格当然就不适用了。我们与他们有合作。这些东西,这些服务由他们来付费。我们给你免单。”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册。”伊德里斯翻看着价目表说。他知道,父亲始终是个虔诚的人,但只是私下里如此。他很少去做主麻日的礼拜。

    “那我等你一下?你可以给清真寺打个电话。”

    “不,伙计。不用了。”铁木尔说“他不是在册的。”

    “你确定吗?”

    “确定。我记得他跟我说过。”

    “我懂了。”殡仪馆经理说。

    出了门,走到suv边上,他们抽了支烟,你一口,我一口。雨已经停了。

    “拦路抢劫。”伊德里斯说。

    铁木尔往黑乎乎的雨水坑里啐了一口。“这买卖很牢靠,别看别看挣的是死人的钱,可你得承认,需求一直不断。呸!这比卖车强多了。”

    当时铁木尔正跟人合股,做二手车行。在他和朋友接手之前,车行一直经营不善,相当糟糕。不到两年,铁木尔就让它翻了身,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买卖。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谈起侄子,伊德里斯的父亲总是这么说。当时,伊德里斯还挣着奴工般的薪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着做完第二年的内科医师实习。妻子娜希尔和他结婚一年了,每星期还要花三十个小时,去一家律师事务所做秘书,同时还要准备自己的法学院入学考试。

    “算你借给我的。”伊德里斯说“你知道的,铁木尔。我一定还你。”

    “别放在心上,老兄。你说了算。”

    这不是铁木尔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对伊德里斯伸出援手。伊德里斯结婚时,铁木尔送了他一辆崭新的福特探险者,作为新婚贺礼。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在戴维斯买下一户小公寓的时候,也是铁木尔和他一起签的贷款协议。在亲戚们中间,铁木尔是所有孩子最喜欢的叔叔。如果事到临头,只准伊德里斯打一个电话,那么他九成九会打给铁木尔。

    不是百分之百。

    就拿联合贷款的事来说吧,伊德里斯发现所有的亲戚都知道了。铁木尔告诉他们的。在婚礼上,铁木尔让歌手关掉音乐,当场做了宣布,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探险者的车钥匙轰轰烈烈地交给了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居然拿托盘托着。照相机一通乱闪。这种炫耀,这份张扬,这套不害臊的当众表演,这副牛哄哄的架势,真让伊德里斯觉得别扭。他不愿意这样想自己的堂弟,他就像亲弟弟。可伊德里斯又觉得铁木尔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他还怀疑,铁木尔的性格错综复杂,他的慷慨不过是其中精心计算过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天晚上,在铺新床单的时候,伊德里斯和娜希尔为铁木尔小小地吵了一架。

    人人都想讨别人喜欢。她说,你不想吗?

    也对。可我不会花钱买别人的喜欢。

    娜希尔告诉他,他这样说不公平,也显得忘恩负义,对不起铁木尔为他们做的这一切。

    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娜希尔。我说的是,你把你做的好人好事贴到广告牌上才显得差劲。做好事不留名,高风亮节,这样才值得称道。真要行善,也用不着大庭广众之下签支票嘛。

    行了。娜希尔说,使劲抖了一下床单,亲爱的,再说就没意思了。

    “伙计,我还记得这地方。”铁木尔看着那房子说“房主人叫什么来着?”

    “我想,是姓瓦赫达提吧。”伊德里斯说“名字叫什么我忘了。”他想起孩提时代,他们曾经无数次在这儿,在这条马路上,在这些大宅门外嬉戏,然而只是到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才头一次有机会走进这户人家。

    “真主的指引。”铁木尔低声说。

    这是一幢普通的两层住宅,若是换了圣何塞,到了伊德里斯所在的居民区,它想必会引起屋主协会成员们的不快。但以喀布尔的标准来看,这处房产颇为奢华,配有高高的院墙,金属的大门,还有宽阔的车道。一个武装警卫带他和铁木尔入内。伊德里斯看到,和他在喀布尔见过的许多事物一样,在这幢房子破败的外表之下,也有一丝过去的辉煌。证据到处都是:煤烟熏黑的墙上遍布着弹孔和弯弯曲曲的裂缝,大片的灰泥已经剥落,砖石裸露在外,车道上的矮树都死了,花园里的树木也掉光了叶子,草坪枯黄,俯瞰后院的游廊有多半个不翼而飞。但是也像喀布尔的许多事物一样,这里也有缓慢、犹疑的重生迹象。有人已经开始重新粉刷房屋,在园内种下了玫瑰花丛,花园缺失的一大块东墙已经修补完成,只是有点粗陋。房子朝向马路的一面立着一架梯子,伊德里斯心想,房顶看来正在修葺。半毁的游廊也已开始修复。

    他们在门厅见到了马科斯。他花白的头发已有谢顶的迹象,眼睛淡蓝,穿一身灰色的阿富汗式服装,脖子上优雅地围着黑白方格的阿拉伯头巾。他把两人领进了一间喧闹而又烟雾弥漫的房间。

    “我有茶和葡萄酒,还有啤酒。也许你们想喝点更有劲儿的?”

    “你点,我喝。”

    “噢,我喜欢你这样的。到这边来,音响边上。对了,冰块是安全的,用瓶装水冻的。”

    “真主保佑。”

    铁木尔在这种聚会上如鱼得水,他轻松自如的举止,脱口而出的俏皮话和与生俱来的魅力,让伊德里斯不得不感佩有加。他跟着铁木尔去了酒水台,到了那儿,铁木尔拿起一个深红色的瓶子,给两人倒了酒。

    大约有二十来个客人,坐在屋里的靠垫上。地板上铺着酒红色的阿富汗地毯。房间装饰得朴素而雅致,让伊德里斯感觉到有一种“外侨风格”一张妮娜西蒙的cd在浅吟低唱。人人都在喝酒,差不多人人都在吸烟,谈论着刚刚在伊拉克打响的战争,以及它对阿富汗将要造成的影响。角落里的电视调到了cnn国际频道,声音关着。夜晚的巴格达正在经历“震撼与威慑”行动的剧痛,城市一次次被绿色的闪光照亮。

    他们拿着加冰的伏特加,和马科斯,还有两个神态严肃的德国青年凑到一起。这两个人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伊德里斯发现,和他在喀布尔遇见的很多救援人员一样,他们也有那么一点儿阴冷,仿佛看透了世界,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他对马科斯说:“是座好房子。”

    “这话得跟房东说。”马科斯走到房间另一边,带回一个瘦老头。此人头发斑白,从脑门往后梳,弄得像堵厚墙。大胡子新剪过,牙快掉光了,腮帮子因此往里缩着。他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尺寸过大的橄榄绿西装,大概是一九四几年的款式。马科斯对老头微笑着,满脸的友爱之情。

    “纳比江2?”铁木尔大叫了一声,伊德里斯也马上认出他来了。

    老头子咧开嘴,回以腼腆的笑容。“请您原谅,咱们以前见过吗?”

    “我是铁木尔巴希里。”铁木尔用波斯语说道“我们家过去就住马路那边。”

    “至大的真主啊。”老头子深吸了一口气“铁木尔江?那您一定是伊德里斯江了?”

    伊德里斯微笑着点点头。

    纳比拥抱了他们俩,亲吻他们的脸。他脸上挂着微笑,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伊德里斯想起来了,纳比总是用轮椅推着主人瓦赫达提先生,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有时他把轮椅停放到人行道上,和瓦赫达提先生一起,看他和铁木尔跟街坊里的小孩们踢足球。

    “纳比江从1947年就一直住在这房子里。”马科斯搂着纳比的肩膀说。

    “这么说,房子现在是你的了?”铁木尔问。

    纳比看着一脸惊讶的铁木尔,笑了笑。“我在这儿服侍瓦赫达提先生,从1947年一直到2000年,然后他过世了。他是大好人,在遗嘱中把房子留给了我。是的。”

    “他给了你?”铁木尔不相信地问。

    纳比点点头。“是的。”

    “你肯定是个好得要死的厨子!”

    “您啊,要我说,您过去就是个小捣蛋,我还记着呢。”

    铁木尔咯咯笑了起来。“从来也没安分过,纳比江,安分都给我哥了。”

    马科斯轻轻摇晃着酒杯,对伊德里斯说道:“妮拉瓦赫达提,以前这房主人的妻子,她是个诗人,事实上有点小名气。你听说过她吗?”

    伊德里斯摇了摇头。“只知道在我出生之前,她就离开了这个国家。”

    “她住到巴黎去了,和她女儿。”其中一个叫托马斯的德国人说。“她1974年死了。我想是自杀的。她酗酒,可能还有别的问题,但至少她酗酒,我读来的。一两年前,有人给我了一本她早期作品的德语译本,说实话,我认为相当优秀,而且特别性感,我记得是。”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又一次觉得有些别扭,这一回是因为外国人在给他上课,讲的竟然是阿富汗艺术家。隔着几尺远,他听到铁木尔正在劲头十足地和纳比讨论房租的事。当然了,他们说的是波斯语。

    “你知不知道这样一幢房子你能收多少钱,纳比江?”他问那老汉。

    “知道。”纳比说,一边点头,一边大笑“我知道在城里租房要多少钱。”

    “你满可以狠宰这帮家伙一刀的!”

    “呃”“可你却让他们白住。”

    “人家来这儿是帮助咱们国家的,铁木尔江。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跑到这儿来。我要是那么干,像您说的,‘狠宰他们一刀’,那可就不对喽。”

    铁木尔发出一声哀叹,干掉杯中剩下的酒。“行啊,老朋友,要么你跟钱有仇,要么你是大好人,远远比我强。”

    阿姆拉走进了房间。她穿着一件宝石蓝的阿富汗束腰外衣,底下是褪色的牛仔裤。“纳比江!”她大叫道。她吻纳比的脸,还用一只胳膊环住他,纳比这个时候好像有点儿受了惊吓。“我喜欢这男人。”她对大伙说“我也喜欢让他难堪。”她把这话又用波斯语对纳比说了一遍。他笑得前仰后合,脸上泛起了红晕。

    “也让我难堪一下怎么样?”铁木尔说。

    阿姆拉拍了拍他的胸脯。“这一位是个大麻烦。”她和马科斯互吻,用阿富汗人的方式,吻脸颊的一边,吻三次,和那两个德国人也一样。

    马科斯把手搭在她腰上。“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喀布尔工作最卖力的女人。你们可别错过这姑娘。还有,她一定能把你们喝躺下。”

    “那咱们试试。”铁木尔说着,伸手到身后的酒水台上拿了个杯子。

    老纳比告退了。

    随后的一个来小时,伊德里斯到处和人扎堆,或者说,他想办法和人扎堆。酒线在一个个瓶子里下落,谈话的音量却在不断提高。伊德里斯听到了德语、法语,肯定还有希腊语。他又喝了杯伏特加,接着是一听微温的啤酒。他鼓起勇气,吭哧吭哧,讲了一个关于奥马尔毛拉3的笑话。他在加州听人用波斯语讲过这笑话,现在翻译成英语却大为减色,讲起来如同受刑,结果笑点全无。他走开了,去听另一拨人聊天,谈的是即将在喀布尔开张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大伙一致同意,它肯定开不长。

    他在屋里四下走动,啤酒罐在手中渐暖。在这种聚会上,他一向放不开。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他开始细细打量屋内的装饰。招贴画上有巴米扬大佛,有叼羊比赛,还有港口,位于一个名叫蒂诺斯的希腊海岛。他从没听说过蒂诺斯。他在门厅看到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幅黑白照片,有点模糊,好像是用自制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上是个小姑娘,留着长长的黑发,背对着镜头。她坐在海滩的礁石上,面朝大海。照片的左下角似乎有烧过的痕迹。

    晚餐是羊腿,洒了迷迭香,加了少许蒜瓣。还有羊奶酪沙拉,意大利面条浇香蒜沙司。伊德里斯舀了些沙拉,走到屋角,心不在焉地吃着。他看见铁木尔和两个年轻撩人的荷兰女人坐在一起。拈花惹草,伊德里斯想。他们忽然放声大笑,其中一个女人摸弄着铁木尔的膝盖。

    伊德里斯拿着一杯葡萄酒,出门走到游廊,在木头条凳上坐下。天已经黑了,只有顶棚下垂挂的一对灯泡照亮了游廊。从这里,他能看到花园尽头一间住屋的轮廓,右侧有一辆汽车的剪影,又大又长,很有些年头了,从轮廓上看,好像是美国车。一九四几年的款式,也许是五十年代初的,伊德里斯看不出来,而且他从来都不是车迷,他猜铁木尔肯定知道。铁木尔随口就能说出款式,年份,引擎大小,所有的配置。看上去,这辆车下面的四个轮胎已经瘪了。邻居家的狗断断续续地叫着。屋里有人换了一张莱昂纳德科恩的cd。

    “安静又敏感。”

    阿姆拉坐到他身边,酒杯里的冰块叮当作响。她光着脚。

    “你堂弟弟牛仔。他是派对人生。”

    “我不觉得奇怪。”

    “他非常好看。他是已婚的?”

    “孩子都三个了。”

    “真可惜。那我守规矩。”

    “听你这么说,他肯定会失望的。”

    “我有规矩。”她说“你不太喜欢他。”

    伊德里斯非常真诚地告诉她,铁木尔就像自己的亲弟弟。

    “但是他让你难堪。”

    这是真的。铁木尔一直都在让他难堪。伊德里斯想,铁木尔的举止做派始终都像一个典型的、丑陋的阿富汗裔美国佬。他在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里穿行,仿佛自己也属于这里。他拍着当地人的肩膀,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口口声声叫着“大哥”、“大姐”、“大叔”他尽情表演,给乞丐发钱,他管这些钱叫“赈灾专款”他跟老太太开玩笑,管她们叫“大妈”和她们搭话,让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还拿手持摄像机拍摄,他自己也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假装是当地人中的一员,仿佛他自始至终都住在这儿,仿佛这些人遭受炮击,被杀害,被强暴的时候,他不是在圣何塞的戈尔德健身房里举杠铃,练他那副胸肌和腹肌。这是伪善,也令人反感。让伊德里斯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看穿他这套把戏。

    “他没跟你说实话。”伊德里斯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索回父辈的房产。就这些。没别的了。”

    阿姆拉扑哧一笑。“我当然知道。你认为能骗过我吗?我一直在跟这个国家的军阀和塔利班打交道。我看到一切。什么都不能给我震惊。什么都不能,谁也不能,不能骗我。”

    “我想你说得对。”

    “你很老实。”她说“至少你是老实人。”

    “我只是觉得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一切,我们应该尊敬他们。‘我们’,我的意思是铁木尔和我这样的人。我们是幸运儿,我们是这个地方被炸成地狱时不在场的人。我们和这些人不一样。我们不该假装和他们一样。故事得人家来讲,我们没资格把自己也放进去我在信马由缰了。”

    “信马由缰?”

    “我在瞎扯。”

    “不,我懂。”她说“你说他们的故事,那是他们给你的礼物。”

    “礼物。是的。”

    他俩慢慢地喝着酒,继续聊了一会儿。对伊德里斯而言,这是他抵达喀布尔后第一次真诚的交谈,摆脱了当地人、政府官员,以及救援机构的员工们那些难以捉摸的嘲讽,含糊不清的指摘。他问起阿姆拉的工作,她说她一直在科索沃,和联合国的人员一起做事,也在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在哥伦比亚和布隆迪服务过。她还在柬埔寨帮助过雏妓。她来喀布尔已经一年了,这是她接到的第三份委派,这一次,她和一个规模很小的非政府组织一起,在医院工作,每逢星期一还要操持一个流动诊所。她结过两次婚,离婚也两次,没孩子。伊德里斯发现,很难猜出阿姆拉的年龄,不过她应该比看上去要年轻一些。她泛黄的牙齿后面和疲倦的眼袋里,有一种凋落而未尽的美,一种冷血的性感。再过四年,也许五年,伊德里斯想,它们终将一去不返。

    后来她说:“你想知道罗诗出什么事?”

    “你不用非得告诉我。”他说。

    “你认为我喝醉了?”

    “你醉了吗?”

    “一点点。”她说“但是你是老实人。”她拍拍他的肩膀,动作温柔,也带了点调皮。“你要求知道是有正当理由的。其他像你一样的阿富汗人,从西方来的阿富汗人,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脖子伸得老长。”

    “观光客。”

    “对。”

    “像看色情表演。”

    “也许你是个好小伙子。”

    “如果你讲给我听,”他说“我会把它当成一件礼物。”

    于是她讲给他听了。

    罗诗和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很小的弟弟一起住在农村,村子位于喀布尔和巴格拉姆之间三分之一远的地方。就在上个月的一个礼拜五,她大伯,也就是她父亲的大哥,过来串门。大约有一年了,为了罗诗家住的房子,她父亲和大伯一直在闹别扭,大伯觉得那房子按理应该属于他,因为他是长子,可父亲把房子留给了最喜欢的小儿子。不过他来的那天,一切都挺好的。

    “他说他想给争斗做个了结。”

    为了做准备,罗诗的母亲杀了两只鸡,做了一大锅米饭加葡萄干,去市场买了新鲜的石榴。大伯一来,就和父亲亲吻,拥抱。罗诗的父亲抱得那么用力,把他哥哥的两只脚都从地毯上提了起来。罗诗的母亲哭起来了,因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家人坐下吃饭,菜上了一道又一道。他们吃完石榴,还有绿茶和小奶糖。大伯离席,到屋外去上厕所。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一把斧头。

    “砍树的那种。”阿姆拉说。

    头一个砍的就是罗诗的父亲。“罗诗告诉我,他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什么也没看见。”

    只一下,从后面砍到脖子上,几乎让他身首分离。接下来是罗诗的母亲。罗诗看到母亲试图反抗,可是几斧子下去,砍在脸上和前胸,她便没了声音。此时,孩子们在尖叫,奔逃。大伯在追逐。罗诗看见一个姐姐跑向走廊,可是大伯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另一个姐姐虽然跑进了走廊,但大伯追了上去,罗诗听到他踹倒了通往睡房的门,一声又一声的尖叫过后,便是寂静。

    “所以罗诗,她决定带上小弟逃跑。他们跑出屋外,他们跑向大门,可是门锁上了。大伯他干的,肯定是。”

    他们又往院子里跑,惊慌和绝望之下,可能忘记了院子里没有门,没有出路,墙又太高,爬不上去。当大伯冲出屋子,冲向他们的时候,罗诗看见,年仅五岁的小弟跳进了泥炉,就在一个钟头之前,母亲刚刚在炉子里烤过馕。罗诗听到他在火焰中不停地尖叫,自己绊了一跤,摔倒了。她翻过身,仰面朝上,正好看见天蓝蓝的,斧头呼啸而下。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阿姆拉住了口。屋子里,莱昂纳德科恩唱起了现场版的谁死于火。

    伊德里斯此时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即使能开口,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这是塔利班、基地组织,或者某个妄自尊大的圣战者游击队指挥官干的,他也许会说几句,表达一下于事无补的愤慨。可这事不能怪到希克马蒂亚尔、奥马尔毛拉、本拉登,或者布什和他发动的反恐战争头上。在这场屠杀的背后,是普普通通的、完全世俗的原因,这便显得更为恐怖,也愈发让人沮丧。“无谓”这个词在脑海里浮现,他却说不出口。人们总是这样讲。无谓的施暴。无谓的谋杀。仿佛你可以实施有谓的、明智的谋杀。

    他想到那个女孩,罗诗,待在医院里,靠着墙蜷成一团,脚指头绞在一起,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剃光的头顶上是一条裂缝,拳头大小的一团白花花的脑组织从里面挤漏出来,堆在她的头顶,好像锡克教徒缠头布上打的结。

    “事情的经过是她亲口跟你讲的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阿姆拉用力点了点头。“她记得非常清楚。每个细节。她能告诉你每个细节。我希望她能忘记,因为这些很坏的梦。”

    “那个小弟呢,他怎么样了?”

    “太多烧伤。”

    “那位大伯呢?”

    阿姆拉耸了耸肩。

    “他们说要谨慎。”她说“在我的工作中,他们说要谨慎,要职业,卷到里面不是好主意。可是罗诗和我”

    音乐戛然而止。又一次停电。有一会儿,四下里漆黑一片,只有月光。伊德里斯听见人们在屋里嚷嚷。手提的卤素灯迅速派上了用场。

    “我为她战斗。”阿姆拉说。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不罢休。”

    第二天,铁木尔要坐那两个德国人的车去伊斯塔立夫,一座以黏土陶器闻名的小城。“你应该一块去。”

    “我要待在屋里,读读书。”伊德里斯说。

    “读书在圣何塞也能读,老兄。”

    “我需要休息。昨晚可能喝得太多了。”

    德国人接走了铁木尔,伊德里斯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凝视着墙上已经褪色的六十年代广告画,画中四个笑容满面的金发游客,正在班达米尔湖畔徒步旅行,它仿佛一份遗物,出自他本人在这儿、在喀布尔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时战争还没有爆发,一切都有待呈现。过了中午,他出门散步,在一家小饭馆吃了烤肉,权当午餐。这顿饭吃得可不算好,因为有一大帮脏兮兮的小脸儿贴在玻璃上往里看,盯着他吃东西。真不舒服。伊德里斯暗自承认,对付这种事,铁木尔要比他强。铁木尔把它当成游戏。他活像一个带操的教官,吹着口哨,让要饭的小孩排成一队,然后,突然从他的赈灾专款里抽出几张钞票,一张接一张发钱,每发一张,就磕一磕脚后跟,敬个军礼。小孩们喜欢这一套。他们还会还礼呢。他们叫他卡卡,有时往他腿上爬。

    吃过午饭,伊德里斯拦了辆出租车,吩咐司机开到医院。

    “先找个巴扎停一下。”他说。

    他抱着盒子穿过走廊,两边的墙上遍布涂鸦,一间间病房用塑料布做了屋门,有个戴眼罩的老汉拖着赤脚,病人们躺在闷热的房间里,屋里的灯泡已不知去向。到处都是酸臭的体味。到了走廊的尽头,他先在帘子外稍停了一下,然后才把它掀开。看到那女孩的时候,他觉得心里翻江倒海。女孩坐在床边,阿姆拉跪在她身前,正在给她刷那口小牙。

    有个男人坐在床的另一侧,骨瘦如柴,皮肤黝黑,黑发短粗,胡子像耗子窝般又脏又乱。伊德里斯一进来,他立刻起身,一只手平按在胸前,鞠躬致意。伊德里斯又一次受到了打击,因为当地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西方化了的阿富汗人,因为一点点的金钱和权力,就能为他在这座城市换来毫无根据的特权。男人告诉伊德里斯,他是罗诗的舅舅,娘家那边来的。

    “你回来了。”阿姆拉一边说,一边把牙刷浸到水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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