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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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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我看你啊,在你身上看不到我自己。当然看不到嘛。话说回来,我想这也不意外。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帕丽。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我觉得你好陌生。”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帕丽说。

    可她的母亲已经挂断了电话。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8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法语是在这儿学的吗?

    妮拉瓦赫达提:小时候在喀布尔我母亲教的。她只跟我讲法语。我们天天上课。她离开喀布尔让我非常难受。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回法国了?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1939年,我父母离了婚,当时我十岁。父亲就我一个孩子。让我跟母亲走,那绝对不可能。所以我留下来了,她去了巴黎,和她妹妹阿涅丝一起生活。父亲为了缓解我的失落,就请了家庭教师,还让我学马术,上美术课,就是不想让我闲下来。可是什么也代替不了母亲。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唉,她死了。纳粹到巴黎的时候。不是他们杀的。他们杀了阿涅丝。我母亲死于肺炎。父亲没告诉过我,盟军解放巴黎以后他才说,可那会儿我已经知道了。我就是知道。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一定很难过。

    妮拉瓦赫达提:天塌了一样。我爱我母亲。我本来计划战争以后去法国,和她一起生活。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您的意思是说,您和您父亲相处得并不愉快。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吵架,总是吵,这对他倒是个新奇的经验。他很不习惯有人跟他顶嘴,特别是女人。他申斥我,关于我穿了什么,去了哪儿,说了什么,怎么说的,对谁说的。我胆子大了,不管不顾,他倒越来越像个苦行僧,越来越禁欲。理所当然,我们成了死对头。

    她咯咯笑着,伸头到脑后,紧了紧印花方巾的结。

    妮拉瓦赫达提:后来我就开始谈恋爱,一次又一次,不顾一切,而且我找的人总是不对头,可把我父亲吓坏了。有一回是个管家的儿子,还有一次是个低级别的公务员,他帮我父亲办过事。都是些草率而任性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厄运。我偷偷摸摸地约会,从家里溜掉,然后呢,自然会有什么人给我父亲通风报信,说在大街上看见我了。他们告诉他,我正在外面撒欢儿呢。他们总是这个样子讲话——我在“撒欢儿”要不然他们就说,我在招摇过市。于是我父亲就会派出搜索队,把我弄回去。他把我锁在屋里。他会在门外说,你真让我丢脸。你为什么让我这样丢脸?我该拿你怎么办啊?有时候他用皮带,或是握紧的拳头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追得我满屋子跑。我想,他认为可以使用恐怖手段,来让我屈服。那段时间我写了大量的诗,很长的、让人脸红的诗,充满了青春期的激情,恐怕也相当地夸张和造作。笼中的小鸟啊,带镣铐的恋人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并不以此为荣。

    我感觉虚伪的谦虚并不符合她的性格,因此只能假定,这番话是她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诚实评价。若然如此,这种评价便太过苛刻了。她这一时期的诗作其实极为出色,即便经过了翻译,也是如此,更要考虑到她创作时还如此年轻。这些诗非常动人,意象丰富,感情饱满,不乏洞见,而且极富魅力,优美地表达了寂寞和难以抑止的悲伤。诗中记录了她的沮丧,也记录了初恋的波峰与浪谷,道尽了稚爱的辉光、诺言和罗网。还常常带有一种超验的幽闭恐惧症的感觉,仿佛天空在不断压低,始终挥之不去的还有一种在暴政环境下奋力挣扎的感觉,暴政往往表现为一个从未具名的男性形象,阴森可怖,若隐若现。人们可以想见,那是对她父亲的影射,这一点并不那么隐晦难解。我把这些话讲给她听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在这些诗中,您还挣脱了节奏、韵律和音步的束缚,而就我所知,这些特点对古典波斯语诗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您对意象的使用随心所欲。您突出了日常生活中没有规律可循的细节。依我之见,这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公平地说,如果您生在一个更为富庶的国家,比如说伊朗,那么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您已经被奉为文学先锋了。我这样说对吗?

    她撇撇嘴,笑了一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好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还有,我对您刚才说的话非常吃惊。对这些诗,您说您并不以此为荣。那么您有过自己喜欢的作品吗?

    妮拉瓦赫达提:您问了个棘手的问题。我想我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只要不考虑它们的创作过程。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意思是结果和手段应该分开。

    妮拉瓦赫达提:我把创作过程当作一种必要的盗窃行为。如果对一部优美的作品深入挖掘,布斯图勒先生,您一定会找出形形色色不光彩的举动。创作意味着对他人生活的恣意破坏,把他们变成不情愿,也不知情的参与者。你盗取别人的欲望,别人的梦想,偷走别人的缺陷,别人的痛苦。你拿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故意在这样做。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就特别长于此道。

    妮拉瓦赫达提: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某种崇高、堂皇的艺术观念,而只是因为我没有选择。创作的冲动实在过于强烈,如果我不屈服,就会失去理智。您问我是否引以为荣。我发现有的东西很难去夸耀,因为我知道,这是通过道德上有疑问的手段获得的。谁吆喝谁决定吧,或者谁也别做这个决定。

    她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拿瓶子里剩下的给自己满上。

    妮拉瓦赫达提:不过呢,我可以告诉您,在喀布尔一个替我吆喝的人都没有。在喀布尔没人把我看成是什么先锋,我只是个粗俗,放荡,不道德的人物。尤其是我父亲。他说我写的东西纯属婊子的梦话。他用的就是这个字眼。他说我败坏了他的姓氏,再也无法补救。他说我背叛了他。他不停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做一个品行端正的女人就那么难。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是怎样回答的?

    妮拉瓦赫达提:我告诉他,我不在乎他那套品行端正的说辞。我告诉他,我才不想拿狗链子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呢。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这只会让他更生气。

    妮拉瓦赫达提:那当然。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接下来的话当讲不当讲。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我确实理解他的愤怒。

    她眉毛一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就像个族长,对不对?而您对他相信的一切,珍视的一切,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争辩呢,在某种程度上说,既通过您的生活,也通过您的写作,是在为女性拓展新的边界,让女性拥有以自己的身份发言的权利,从而实现合理的自我认同。您当年一直在反抗男人的垄断性特权,这种特权世世代代都由他那样的男人把持着。可以说,您当年讲的是不能讲的话。您当年从事的是一场小规模的、一个女人单打独斗的革命。

    妮拉瓦赫达提:那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写性。

    艾蒂安布斯图勒:性确实是一个方面,难道不对吗?

    我翻了翻笔记,提到几首诗,它们都非常明显地涉及了肉欲——棘,枕,如果没有等待。我也实言相告,这几首并非我的最爱。我评论说,它们缺乏细腻和朦胧。打动我的是诗中的挑衅色彩,而这正是阿富汗妇女的愤怒控诉。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我的确愤怒,我愤怒是因为那种一定要让我与性绝缘、与我自己的身体绝缘的态度。因为我是个女人。而女人,你不知道吗,女人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智力上,统统都发育不全。女人缺乏自我控制,对不对,她们容易受到肉体上的诱惑。她们是性欲超强的生物,因此必须加以约束,以免她们钻进每一个艾哈迈德,每一个马哈茂德的被窝。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是请恕我直言您恰恰就是这样做的,对吗?

    妮拉瓦赫达提:那只是对旧观念的抗议。

    她爆出一阵开心的大笑,充满了调皮和狡猾的机灵劲儿。她问我想不想吃午饭,说她女儿最近刚帮她把冰箱装满,接下来她做了熏火腿三明治,吃到嘴里才知道好吃极了。她只做了一个。她自己喝酒。她又拿了一瓶,拔掉塞子,点了支烟,这才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是否同意,布斯图勒先生,为了这次交谈,我们应该让气氛保持融洽?

    我说我同意。

    妮拉瓦赫达提:那就帮我两个忙:一、吃您的三明治;二、不许再看我酒杯。

    不用说,这一招先发制人,打消了我探问喝酒之事的所有念头。

    艾蒂安布斯图勒: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病了,那是1948年,我十九岁。病得很厉害,具体什么病我就不说了。父亲带我去德里看病。他陪我待了六个星期,让大夫们给我治疗。他们说我差点死掉。也许我应该死。对一个年轻诗人而言,死亡大概是个相当不错的事业上的进步。回来以后,我变得脆弱而孤僻。我厌倦了写作。食物、谈话和娱乐都变得索然无味。我讨厌有人来访。我只想拉上窗帘,整天睡觉,也希望天天如此。这的确成了我最主要的活动。最后,我下了床,慢慢恢复了日常作息,只因为这是一个人不得不为的必要活动,以此保持身体的机能和表面上的教养。可我觉得不完整了,好像把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留在了印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父亲担心吗?

    妮拉瓦赫达提:恰恰相反。他很受鼓舞。他认为与死亡的邂逅已经让我摆脱了不成熟和任性。他不理解我感到的是失落。我读到过,布斯图勒先生,如果雪崩把你埋住,你倒在好多好多雪的下面,就会分不清上在哪边,下在哪边。你想把自己挖出去,却选了错误的方向,于是把你自己挖进了死亡。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迷失了方向,置身于混乱的状态,却没了罗盘。还有无法形容的沮丧。处在这种状态下,你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吧,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当苏莱曼瓦赫达提向我父亲提亲时,我表示了同意。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那时二十岁。

    妮拉瓦赫达提:他可不是。

    她问我要不要再来一块三明治,我谢绝了。那再来一杯咖啡?我接受了。她一边开始烧水,一边问我结婚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结婚。她回过头,看着我,目光逗留不去,然后咧嘴一笑。

    妮拉瓦赫达提:唉,平时我可一眼就能看出来。

    艾蒂安布斯图勒:真神奇!

    妮拉瓦赫达提:大概是脑震荡。

    她指了指印花方巾。

    妮拉瓦赫达提:这可不是赶时髦。几天前我滑倒了,摔了一跤,把脑门子摔开了。就算这样,我还是应该能看出来啊。我的意思是看出来您。凭我的经验,像您这样了解女人的男人,似乎都不太想和女人有什么关系。

    她把咖啡递给我,自己点了支烟,然后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关于婚姻,布斯图勒先生,我有个理论。也就是说,用不了两个星期,您肯定就知道婚姻合不合适。让人吃惊的是,有太多的人好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戴着枷锁,拖延着,双双陷在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里,摆脱不了虚幻的希望,可实际上,他们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我呢,我需要的时间更短。我丈夫是个正派人,可他太严肃,太冷漠,也太无趣了。而且他爱上了司机。

    艾蒂安布斯图勒:哇。肯定是个很大的打击。

    妮拉瓦赫达提:是啊,的确让老生常谈的故事变得复杂了。

    她笑了笑,带着少许的悲哀。

    妮拉瓦赫达提:我主要还是替他难过。他实在是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点。我们的女儿六岁时,他中风死了。当时我本可以待在喀布尔。我有房子,有我丈夫的财产,还有个园丁,加上刚才提到过的那位司机,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可我收拾了行李,然后我们俩,我和帕丽,就跑到法国来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照您之前说的,您这样做是为了她着想。

    妮拉瓦赫达提:我做的每件事情,布斯图勒先生,都是为我女儿做的。对我为她付出的这一切,倒不是说她不理解,或者说不知道感激,可能她就是没心没肺到了家,我的女儿啊。要是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遭多大的罪,要不是我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对女儿感到失望吗?

    妮拉瓦赫达提:布斯图勒先生,我已经相信了,她就是对我的惩罚。

    1975年的一天,帕丽回到自己新公寓里的家,看到床上有个小包裹。这是她把母亲从急诊室接回来一年之后,而她离开于连已经九个月了。帕丽现在和一个名叫扎希娅的护士生住在一起。扎希娅是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姑娘,棕色的卷发,绿色的眼睛,很能干,性格开朗,不知疲倦,也很好相处,不过她已经和男友萨米订了婚,这个学期一结束,就要搬到萨米那儿去了。

    包裹旁边有张折起来的纸:给你送来的。我在萨米家过夜。明天见。吻你。扎希娅。

    帕丽扯开包裹。里面是一本杂志,上面还别着一张纸条,字迹亲切,柔美,仿佛出自女人的手笔:此件原本寄给妮拉,后递至住在科莱特过去公寓里的夫妇,现又转送给我。你应把转寄地址做一下变更。读的时候注意后果自负。恐怕我们谁也吃不消。于连。

    帕丽把杂志放到床上,给自己做了个菠菜沙拉,又弄了点库斯库斯9。她换上睡衣,坐到租来的小黑白电视机前吃饭。她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画面是南越难民经空运抵达了关岛。她想起了科莱特曾经上街,抗议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科莱特也曾带了一个大丽花和雏菊编成的花圈,参加妈芒的追悼会,她拥抱并亲吻了帕丽,还在台上完美地朗诵了一首妈芒的诗。

    于连没有在仪式上露面。他打过电话,有气无力地说他厌恶追悼会,因为现场令人压抑。

    谁不是呢?帕丽说。

    我看我最好还是躲远点。

    随你便吧。帕丽在电话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不来也不会让你解脱,你不露面只能让我得到解脱,因为我们曾经那么鲁莽轻率,那么没心没肺。我的天啊。帕丽挂断了电话,心里明白了,她和于连的放纵行为等于推了妈芒最后一把。她挂断的时候就知道了,终其一生,她将随时受到此事的剧烈冲撞。内疚,强烈的悔恨,会让她防不胜防,她将因此而痛入骨髓。她会时时为此纠结,现在如此,将来的每一天也是一样。就像有个不停滴水的龙头,架在她心底深处。

    吃完晚饭,她洗了个澡,温习了笔记,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她又看了一会儿电视,把碗洗好,擦净,抹干了厨房的地板。可是全没用。她就是没办法让自己分心他顾。杂志放在床上,呼叫着她,仿佛一波又一波的低频信号。

    后来,她索性在睡衣外面套上雨衣,出门散步。从公寓往南,过几个路口就上了沙佩勒大街。空气清冷,雨点敲击着人行道和商店的橱窗,可是此时此刻,家里已容不下她的烦躁不安。她需要这冷而湿的空气,这开阔的空间。

    帕丽记得年幼时,她有过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在喀布尔有表哥表弟吗,妈芒?我有姑姑舅舅吗?爷爷奶奶呢?我有外公外婆吗?他们怎么从不过来看看咱们?咱们能给他们写封信吗?咱们去看看他们好吗?

    她大部分问题都围绕着父亲。他最喜欢什么颜色,妈芒?告诉我,妈芒,他游泳游得好不好?他很会讲笑话吗?她记得,有一次他曾追着她跑过房间,还弄得她在地毯上打滚儿,挠她脚心,胳肢她的肚皮。她记得他熏衣草香皂的味道,亮亮的大脑门,长长的手指,椭圆形的青金石袖扣,还有西裤的裤褶。她仿佛又看见了他们一起从地毯上踢起的微尘。

    帕丽一直想从母亲那儿得到的,是无形的胶水,能把她松散、杂乱的记忆碎片黏合起来,变成某种有形的故事。妈芒却从不多说。对她在喀布尔的生活,她们共同的生活,她总是捂着。她让帕丽与她们共有的过去保持着距离,到了最后,帕丽也就不问了。

    原来妈芒对这位杂志记者,对这位艾蒂安布斯图勒,讲了她自己和帕丽的生活经历,讲得比她告诉自己女儿的还要多。

    她从未这样讲过。

    刚才在公寓里,帕丽把那篇文章读了三遍。她不知道该怎么想,又该相信什么。太多的话像谎言。有些部分读起来如同恶意的模仿。一出耸人听闻的戏:被禁锢的美人儿,在劫难逃的罗曼史,压迫无处不在,所有这一切,讲起来都如此扣人心弦,如此激情四溢。

    帕丽向西,朝皮加勒广场的方向走去。她两手抄在雨衣口袋里,疾步快行。天空在迅速转暗,扑面而至的暴雨下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减缓的迹象,雨水浮荡起一扇扇窗,模糊了一对对车灯的光。帕丽想不起自己是否见过那个男人,她的外公,妈芒的父亲。她只见过一张相片,是他在伏案读书,可她不相信这就是妈芒说的那个翘胡子的恶棍。帕丽认为自己看透了这个故事。她有自己的想法。在帕丽的故事里,他是个对女儿能否幸福感到合理担忧的男人,女儿深深的不快乐,带有自毁的倾向,不可遏止地破坏着自己的人生。这男人蒙受着耻辱,尊严一再受到冒犯,却依然对女儿不离不弃,她得病的时候还带她去印度,一陪就是六个星期。谈到这个问题,妈芒到底得了什么病?在印度又接受了怎样的治疗?帕丽满心疑虑,想起了妈芒下腹那条纵向的疤——帕丽问过这个问题,扎希娅告诉她,剖腹产的切口是要横切的。

    再看妈芒谈起丈夫,也就是帕丽的父亲时,对记者说的那番话。这是诋毁吗?他爱纳比,那个司机,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才把这样一件事抖出来?是要扰乱,羞辱,或是刺痛什么人吗?如果是,那又是谁呢?

    至于她自己,帕丽并不因妈芒对她的贬低而感到惊讶——在于连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这样了——同样不觉得意外的是,在谈到为母之道时,妈芒那种选择性的、自我开脱式的叙述。

    谎言?

    可是

    妈芒是个才华出众的作家。帕丽读过她用法语写的所有文字,还有她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所有的诗。她作品中的才智与美是无可争辩的。可是,如果妈芒在采访时的人生叙述都是谎言,那么她作品中那一幅幅画面又来自何处?那些坦诚,优美,残忍,悲伤的字句,它们的源泉又在哪里呢?她仅仅是个才华出众的骗子吗?一个魔术师,拿笔来做魔杖,变出种种她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感情,让观众为之动容?这可能吗?

    帕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而且也许,也许妈芒的真正用意,就是要撼动帕丽脚下的大地,故意地动摇她,颠覆她,把她变成自己眼中的陌生人,擎起千钧的疑惑,压迫她的心,压迫她对人生的一切信念,让她感到失落,如同在夜晚彷徨于沙漠,被黑暗与未知包围,真相却难以捕捉,仿佛仅存的一点微光,只在远方明灭,永远在移动着,后退着,不断地暗弱下去。

    也许,帕丽想,也许这是妈芒给她的惩罚。不只因为于连,也为了帕丽一直以来带给她的失望。也许她以为,帕丽可以让那一切统统结束:酗酒,男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向幸福却两手空空的岁月。勉力追求,却半途而废,每一次都走进死路。每一次失望带来的打击,都给妈芒留下更大的伤害,让她更远地偏离常轨,幸福也变得更加虚幻。我是什么,妈芒?帕丽想。我在你子宫里孕育——假定我就是在你的子宫里受孕的——那时我应该是什么?一颗希望的种子?一张买来的船票,带你脱离苦海?一块弥合你心头伤口的补丁?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是不够格的。远远不够。我没能成为你止痛的膏药,我只是你的又一条死路,又一副重担,你一定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你一定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可你还能怎么做呢?你没办法走到当铺里把我卖掉。

    也许,这篇采访就是妈芒最后一次放声大笑。

    帕丽走到一家啤酒屋的遮篷下避雨,向西过几个路口,就是扎希娅要完成部分实习的医院。她点了支香烟。她想,应该给科莱特打个电话。追悼会后她们只谈过一两次。小时候她俩常常嘴里塞着口香糖,一直嚼到下巴疼为止,还会坐到妈芒的妆镜前,给对方梳头,用发夹别好。帕丽看到马路对面有位老妇人,戴着塑料雨帽,牵着一条棕色的小梗犬,艰难地走在人行道上。不是第一次了,一股散乱的轻烟忽然从帕丽的记忆沉雾里泛起,慢慢化作狗的形状。不是老妇人手里那样的小宠物,而是不招人待见的大狗,多毛,肮脏,被人切去了尾巴和两只耳朵。帕丽无法确定,这到底是记忆呢,还是某条狗的幽灵,或者两个都不是。有一次她问过妈芒,在喀布尔的时候她们是不是养过狗。妈芒说,你知道我不喜欢狗。它们没有自尊。你踢它们,它们还是爱你。真让人沮丧。

    妈芒还说了别的:

    我在你身上看不到我。我不知道你是谁。

    帕丽丢掉香烟。她决定打电话给科莱特。约一下,找个地方喝茶。看看她过得怎么样,在跟谁交往。一起逛逛街,就像以前那样。

    看看闺中密友是不是还打算去阿富汗。

    帕丽果然和科莱特见了面。她们在一家很有人气的酒吧碰了头,这里有摩洛哥风格的装饰,紫罗兰色的帷幔,到处摆放着橘黄色的靠枕,小舞台上还有个头发卷卷的乌德琴手。科莱特不是一个人到的。她带了个小伙子来。此人名叫埃里克拉孔布,在十八区的一所高中教书,给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讲戏剧。他告诉帕丽,他过去见过她,那是几年前,有一次学生示威,反对捕杀海豹。一开始帕丽没想起来,后来才恍然大悟,他就是科莱特因为到的人少而拿来撒气的那个人,那个被科莱特捶胸脯的人。他们席地而坐,身下是蓬松的芒果色坐垫,然后点了酒水。刚开始的时候,帕丽以为科莱特和埃里克是一对儿,但科莱特对埃里克赞不绝口,没过多久帕丽就明白了,科莱特是为了她,才把埃里克带过来的。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她会觉得很不舒服,可她却在埃里克的局促不安中看到了同样的不适,她自己反而因此得到了缓解。埃里克动不动就脸红,脑袋瓜子乱晃,满脸歉意,窘态百出。帕丽发现他这副模样蛮好玩,甚至也蛮可爱的。她一边吃着面包和黑橄榄酱,一边偷偷打量着埃里克。他称不上英俊,头发长长的,软塌塌的,用一根皮筋扎在脑后。他天生一双小手,皮肤没有血色,鼻子太尖,脑门又太大,几乎瞧不见下巴,可他笑起来明眸皓齿。他还有个习惯,每说完一句话,就用一个满怀期望的微笑加个标点,那笑容活像一个开心的问号。这张脸虽然不像于连那样让帕丽着迷,可它远比于连那张脸亲切友善,而且用不了太久,帕丽就能发现,埃里克的身上蕴藏着一种驻外大使般的专注,文静安恬的克制,经久不衰的端庄。

    他们结了婚。那是1977年春天一个寒冷的日子,就在吉米卡特宣誓就职几个月后。埃里克违逆了父母的愿望,坚持只办一个小小的世俗仪式。无人出席,只有他们俩,加上作为证婚人的科莱特。他说正式的婚礼太过铺张,他们负担不起。他父亲是个富有的银行家,提议由他来出钱。埃里克毕竟是他们的独苗儿。他先提出来把这笔钱作为礼物,后来又说作为借款,埃里克都拒绝了。虽然他嘴上从来不说,可帕丽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她感到尴尬,否则在婚礼上,她将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教堂里不会有家人入座,不会有人送她出嫁,也不会有人为了她淌下幸福的泪水。

    她告诉埃里克,她计划去阿富汗,他表示理解的方式让帕丽相信,于连永远也不会这样理解她。而她也从未用如下的方式,坦率地在心里承认过。

    “你认为自己是收养的。”他说。

    “你和我一起去吗?”

    他们决定夏天就动身,等埃里克的学校放假,帕丽也可以短暂地放下自己的博士论文。埃里克替他俩报了波斯语学习班,班上有个老师是他通过自己学生的母亲找到的。帕丽常常看见他靠在沙发上,戴着耳机,肚子上搁着卡式录音机,聚精会神地闭着眼,带着浓重的口音,咕哝着波斯语的“谢谢您”“您好啊”“您好吗?”

    再过几个星期就到暑假了,埃里克正在打探机票价格和住宿的时候,帕丽发现自己怀孕了。

    “咱们还是能去的。”埃里克说“咱们应该去。”

    决定不去的人是帕丽。“那样太不负责了。”她说。此时他们住的是一间画室,暖气有毛病,水管漏水,没空调,一堆别人不要的破烂家具。

    “宝宝不能住这种地方。”她说。

    埃里克找了兼职,教人弹钢琴,他以前学过,时间不长,纯属玩票,后来才专注于戏剧。等到伊莎贝尔降生时——甜美的、白净的伊莎贝尔,天生一双焦糖色的眼睛——他们已经搬进了一套两室的小公寓,离卢森堡公园不远,这多亏了埃里克父亲的资助,这一次他们接受了,条件是算作借款。

    帕丽休了三个月的假。她整天和伊莎贝尔待在一起。有她在身边,帕丽便觉得自己进入了失重状态。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伊莎贝尔把目光转向她,她就感到自己周围满是灿烂的光华。到了晚上,当埃里克从学校回到家,头一件事就是在门口放下公文包,脱下外套,然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伸出双臂,抖着手指。“把她给我,帕丽。把她给我。”他把伊莎贝尔放到胸脯上,上上下下地颠着她,听帕丽向他播报这一整天的花絮——伊莎贝尔喝了多少奶,睡了多长时间,她俩一起看了什么电视,玩了哪些好玩的游戏,她又弄出了怎样的咿咿呀呀。听这些事,埃里克从来不觉得烦。

    他们推迟了去阿富汗的旅行。事实是,那种如芒刺在背、要去寻根、去寻找答案的动力,帕丽已经感受不到了。因为有了埃里克,有了他不间断的、充满慰藉的陪伴。也因为有了伊莎贝尔,她稳固了帕丽脚下的大地,哪怕它仍然坑坑洼洼,有裂缝,有盲点,哪怕一切问题都不曾得到回答,一切妈芒不肯撒手的事情仍然让她受到羁绊。它们仍然在那儿。帕丽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渴求着答案。

    那种熟悉的,始终挥之不去的感觉——生命中缺失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或某个至关重要的人——也变得暗淡下去了。偶尔它还会出现,有时来势汹汹,出其不意地击中她,但已不像过去那么频繁。帕丽从未像现在这样满足,从未像现在这样幸福地心有所属。

    1981年,伊莎贝尔三岁,帕丽怀了阿兰,已经好几个月了,却不得不去慕尼黑开会。她与人合写了一篇论文,要在会上宣读,主题是数论之外的模形式,特别是它在拓扑学和理论物理学中的应用。帕丽的陈述深受好评,会后,她和几位学者出门,去了一家喧闹的酒吧,喝啤酒,吃椒盐卷饼和巴伐利亚白香肠。临近午夜,她才回到酒店房间,没换衣服,也没洗脸,就上了床。电话弄醒她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半了。是埃里克,从巴黎打来的。

    “是伊莎贝尔。”他说。孩子在发烧,牙龈突然红肿了,轻轻一碰就大出血。“我看不见她的牙了。帕丽。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可能是”

    她想让他停下来。她想告诉他闭嘴,说她听到那几个字会受不了。可是太迟了。她听到了“儿童白血病10”也许他说的是“淋巴瘤?”说来说去,这又有什么不同?帕丽坐在床边,像石头一样坐在那儿,脑袋一阵阵抽痛,出了一身的冷汗。她气急败坏,埃里克竟然把这样一件可怕的事塞进她脑子里,大半夜的,她又远在七百公里之外,束手无策。她气急败坏,恨自己愚蠢,情愿就这样把自己交付出去,从此一辈子都要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真是疯狂啊。不折不扣的精神错乱。令人叹为观止的愚蠢,无凭无据的信念,全然不顾那庞大的几率,竟然相信一个并不归你掌控的世界,相信它绝不会夺走一件你无力承受其失去的东西,相信这个世界绝不会毁灭你。我的心承受不起。她在心里说,说得字字清晰。我的心承受不起。这一刻,她能想到的最不计后果,最没有理性的事,就是为人父母。

    她心里的一部分——上帝啊,救救我吧,她想,上帝啊,饶恕我这样想吧——她心里的一部分同样气急败坏,伊莎贝尔竟然对她做出这样的事,竟然让她如此痛苦。

    “埃里克,埃里克!听我说。我等一下再给你打回去。现在我得挂了。”

    她把手提袋里的东西全倒在床上,找出一个栗色的小本子,里面记着电话号码。她翻到一个里昂的电话。科莱特和她丈夫迪迪耶如今住在里昂,她在那儿开了一家小旅行社。迪迪耶还在学习,准备当医生。接电话的正是迪迪耶。

    “你早就知道我是学精神病的,帕丽,对不对?”他问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觉得”

    他问了几个问题。伊莎贝尔的体重有没有减轻?夜里盗汗吗?有没有异常的瘀伤,疲劳,习惯性的发烧?

    最后他说,等到天亮,埃里克应该带他去看一下医生。但是,他在医学院上过通用培训课,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听上去很可能是急性龈口炎。

    帕丽死死抓着听筒,手腕都握疼了。“拜托了,”她强忍着说“迪迪耶。”

    “噢,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听上去这很可能是唇疱疹的初期症状。”

    “唇疱疹。”

    他接着又说了一句,那是帕丽这辈子听过的最让人高兴的话。“我想她会没事的。”

    帕丽和迪迪耶只见过两面,他和科莱特结婚前一次,婚后一次。可是此时此刻,她打心眼里爱他。她就这样对他说了,在电话里哭着说的。她说她爱他,连说了好几次,他大笑起来,和她道了晚安。帕丽给埃里克打电话,他一早就会带伊莎贝尔去见佩兰大夫。然后,帕丽躺到床上,耳中嗡嗡作响,看着街灯的光穿过暗绿色的木制百叶窗,映照在屋中。她想起了那一次,她得了肺炎,不得不住进医院。当时她八岁,妈芒不肯回家,非要睡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她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新的,意想不到的,迟来的亲情。过去这几年,有很多次她曾思念起妈芒。在婚礼上——理所当然。在伊莎贝尔出生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时刻。但是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这个可怕又奇妙的夜晚,置身于慕尼黑的酒店房间,这样强烈地思念着妈芒。

    第二天回到巴黎,她告诉埃里克,等阿兰生下来,他们就不该再要孩子了。再要,只会增加心碎的几率。

    1985年,伊莎贝尔七岁,阿兰四岁,小蒂埃里也两岁的时候,帕丽接受了聘任,到巴黎一所很有名望的大学教书。一段时间之内,可以想见,她不得不屈于学术圈内的明争暗斗和褊狭之见。这并不意外,想想看,才三十六岁,她已经成了系里最年轻的教授,而且加上她,也总共只有两位女性。她忍下来了。她想,妈芒绝对不能,也绝对不会像她这样处事。她不阿谀奉承,也不溜须拍马。她回避与人争斗,从不口出怨言。对她的怀疑不会绝迹。然而,到了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横亘在她学术生涯中的墙也倒掉了。她用自己明智豁达的处世态度,释人疑虑的社交能力,慢慢赢得了大多数同事的承认。她在本系有了朋友,别的系里也有。她出席学校的活动,参加募款集会,偶尔也在鸡尾酒会和晚餐派对上亮相。埃里克陪她出席此类聚会。由于总是系同一条羊毛领带,穿同一件胳膊肘打了补丁的灯芯绒西装,他成了人们私下经久不衰的笑谈。他在拥挤的房间里闲荡,吃着小点心,看上去乐呵呵的,一副找不着北的模样,帕丽得时不时地冲上去,把他从一堆数学家身边哄开,以及时阻止他对三维流形和丢番图逼近问题发表高论。

    在这些派对上,难免有人向帕丽问起她对阿富汗局势的观点。有天晚上,一位名叫沙特拉尔的客座教授带着少许的醉意问帕丽,她对苏联撤军后的阿富汗形势怎么看。“您的人民能找到和平吗,教授夫人?”

    “我不知道。”她说“实话实说,我只是个名义上的阿富汗人。”

    “不管怎么说,也不会吧。”他说“可是,尽管如此,您肯定会有深刻的见解。”

    她笑了笑,力图阻止他的步步逼近,这种问题总是掺杂着想当然的成分。“只不过是我在世界报上看到的东西。和您一样。”

    “可您是在阿富汗长大的,不是吗?”

    “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您看见我丈夫了吗?就是胳膊肘打补丁那位。”

    她说得没错。她的确看新闻,读报纸上的战争报道,知道西方在给圣战者游击队提供武器,但是在她心里,阿富汗已渐行渐远。在家里,她有忙不完的活。现在她有了一幢四间卧室的漂亮房子,位于居扬古,离巴黎市中心大约二十公里。他们住在小山上,附近是公园,有步道,有池塘。埃里克教书之余,现在也写剧本,其中有一部欢快的政治笑剧,秋天时将在巴黎市政厅附近的一座小剧场排演,他也已接到了委托,再写一部。

    伊莎贝尔到了青春期,文文静静,却很聪明,也很有想法。她记日记,每个星期都要读一本小说。她喜欢听西尼德奥康娜。她的手指细长,优美,正在上大提琴课。再过几个星期,她就要在音乐会上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歌。一开始,她对学大提琴很有抵触,于是帕丽和她一起去上了几节课,表示有难同当。事实证明,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行。不必要是因为伊莎贝尔很快就自觉自愿地琴不离手,不可行是因为帕丽的手被大提琴弄得疼痛难当。已经过去一年了,她早晨醒来时,仍然觉得手发僵,手腕子发硬,得花上半个钟头,有时要一个小时,才能缓过劲来。埃里克已经不再逼她去看医生了,可现在他老是说个没完。“你才四十三啊,帕丽。”他说“这不正常。”帕丽已经预约了门诊。

    老二阿兰很淘气,可爱中透着一股蔫坏的劲儿,痴迷于武术。他是早产儿,十一岁的男孩子了,还是显得小,可别看身高不如别人,他却有着比别人更强烈的进取心,更充沛的活力。他那副小身板儿,那两条小细腿儿,总是让对手上当受骗,因此而低估他。夜里躺到床上的时候,帕丽和埃里克经常为他那巨大的干劲和凶猛的能量惊奇不已。不过,帕丽既不担心伊莎贝尔,也不担心阿兰。

    让她牵肠挂肚的是蒂埃里。这孩子也许与生俱来就带着阴影,总感觉自己是计划外的,不期而至的,不请自来的。蒂埃里动不动就拉长脸,一言不发,让人窝心。他爱发牢骚,自己有什么事,只要帕丽问起来,他总要耍点小聪明。他常常没来由地和她作对,好像是冲着帕丽,但更像为了作对而作对。有些日子里,他满腹阴云。帕丽能感觉得到。那乌云不断加厚,膨胀,最后一下子爆裂,跺着脚,腮帮子颤抖着,愤怒的洪水喷涌而出,让帕丽心惊肉跳,让埃里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苦笑连连。帕丽凭直觉感到,蒂埃里将成为她终生的烦恼,就像她关节的疼痛一样。

    她常常想,妈芒会是个怎样的外婆呢?她会怎样看待蒂埃里?凭着直觉,帕丽认为妈芒应该帮得上他。她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尽管他们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毫无疑问,帕丽确信此事已经有段时间了。孩子们听说过妈芒,伊莎贝尔更是特别好奇。她已经读了妈芒的很多诗。

    “真希望能见见她。”她说。

    “感觉她好有魅力。”她说。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她和我。你觉得呢?我们可以读一样的书。我可以给她拉大提琴。”

    “好啊,她会喜欢的。”帕丽说“我肯定。”

    帕丽没有跟孩子们讲过自杀的事。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也许一定能知道。可他们不会从她这儿知道。她绝不会在他们心里埋下这样的种子,让他们感到做父母的可以放弃自己的孩子,可以对他们说:你们并不足够。对帕丽来说,孩子们和埃里克一向都是足够的。他们永远都是足够的。

    1994年夏天,帕丽和埃里克带着孩子们去了马略卡岛。科莱特通过自己蒸蒸日上的旅行社,替他们安排了这次度假。在马略卡,科莱特和迪迪耶与他们碰头,他们在海滨合租了一套房子,将一起度过两个星期。科莱特和迪迪耶没有孩子,原因不是什么生物学上的不幸,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对帕丽来说,这个时间选得不错。她的风湿症此时控制得很好。她每周服一次氨甲蝶呤,而且对此药耐受良好。幸运的是,最近她无须服用任何一种类固醇,也就不必忍受伴生的失眠之苦。

    “还没说体重暴增的事儿呢。”她告诉科莱特“知道我必须在西班牙穿泳装吗?”她大笑起来。“唉,虚荣啊。”

    他们花了几天时间,在岛上游览,驾车前往特拉蒙塔拿山脚下的西北海岸,停下车,漫步走过橄榄林,一直走到松林里去。他们吃波尔塞亚?,还有一种名叫卢维纳的美妙大菜,由海鲈鱼烧成,以及茄子炖西葫芦,名叫通维特。蒂埃里一样都不肯吃,于是每到一家饭馆,帕丽只好请厨师为他单做一盘意式细面条,只浇番茄沙司,不加肉,也不放奶酪。伊莎贝尔近来喜欢上了歌剧,在她的请求下,有天晚上他们去听了一场普契尼的托斯卡。为了经受住这可怕的折磨,科莱特和帕丽偷偷摸摸,把一个银色的小酒壶递来递去,里面装着廉价的伏特加。到第二幕中途,她们已经醉了,看着台上扮演斯卡皮亚的男演员装腔作势,她们就像两个小女生一样,情不自禁地咯咯乱笑。

    一天,帕丽、科莱特、伊莎贝尔和蒂埃里把午餐打包,要去海滩;迪迪耶、阿兰和埃里克一大早就走了,到索列尔湾去远足。前往海滩的路上,他们去了一家商店,给伊莎贝尔买她相中的游泳衣,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帕丽在大玻璃上瞥见了自己的影子。通常来说,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每当她走到镜前,一种机械的心理过程便投入运转,让她做好准备,迎接变老的自我。它起了缓冲的作用,减轻了她受到的震动。但是在商店的橱窗里,她毫无防备地看到了自己,脆弱地面对着未经自欺扭曲过的现实。她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穿着死气沉沉,松松垮垮的上衣,沙滩裙遮不住膝盖上松垂多皱的皮肤。阳光之下,白发尽露。虽然画了眼钱,用口红抹了嘴唇,她的脸还是会让路人看一眼便马上把目光挪开,好像人家看到的是个街牌,或邮筒上的号码。这一刻转瞬即逝,勉强来得及心头一颤,却又足够漫长,可以让她虚幻的自我,与现实中这个在橱窗里回望的女人迎头相遇。有点崩溃的感觉。这就是衰老,她这样想着,跟在伊莎贝尔身后走进了商店,这些残忍的时刻,就这样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到来。

    后来,他们从海滩回到租来的房子时,发现男人们已经回来了。

    “爸爸老了。”阿兰说。

    埃里克正在酒水台后面勾兑桑格里亚汽酒,他笑眯眯把眼睛一翻,耸了耸肩。

    “我都想背着你走了,爸爸。”

    “给我一年。咱们明年一定回来,我和你玩环岛大赛,我的朋友。”

    他们再也没能重返马略卡。回到巴黎一个星期之后,埃里克便心脏病发作。出事的时候他还在工作,和灯光师说着话。这一次他活过来了,可是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又发作了两次,最后一次是致命的。于是在四十八岁那年,帕丽发现,自己像妈芒那样成了寡妇。

    2010年初春的一天,帕丽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来电并不意外。实际上,帕丽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早晨。在电话打进来之前,帕丽先得确保家里只有自己。这就意味着得让伊莎贝尔比平时提前离开。伊莎贝尔和她丈夫阿尔贝住在圣德尼岛的北区,离帕丽的单人公寓只有几个街区远。每隔一天,早上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伊莎贝尔都会过来看看帕丽。她会给帕丽带一条长棍面包,一些新鲜的水果。帕丽现在还没到坐轮椅的分上,不过她知道自己早晚有这一天。虽然因为疾病,不得不在去年办理了提前退休,她却完全能自己去市场采购,也能坚持每天散步。问题是手,这双丑陋的,扭曲的手,几乎让她什么也干不了。赶上坏天气,感觉就像指头里塞着碎水晶,在关节周围嘎嘎作响。不管什么时间出门,帕丽都要戴上手套,给手保暖,可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觉得这双手丢人现眼,疙疙瘩瘩的关节,不堪入目的手指,医生说这叫鹅颈畸形,永久性的小指曲屈。

    唉,虚荣啊。她对科莱特说。

    这天早晨,伊莎贝尔给她带了些无花果,几块香皂,一条牙膏,还有一个特百惠保鲜盒,里面装着栗子汤。阿尔贝在餐馆里做副厨,正在考虑向老板提建议,把他这道栗子汤加进菜单。伊莎贝尔一边从袋子里往外拿东西,一边告诉帕丽,她的新合同已经到手。她现在给电视节目写配乐,希望很快能有一天为电影作曲。她说自己就要开始给一部迷你剧集配乐了,眼下这部戏正在马德里拍着呢。

    “你去吗?”帕丽问“去马德里?”

    “不。预算太少了。他们出不起我的路费。”

    “真可惜。不然你就能和阿兰一起住了。”

    “嗨,你想什么呢,妈芒?可怜的阿兰。他自己都没地方伸脚。”

    阿兰在做理财顾问,和他妻子安娜,还有四个孩子一起,住在马德里一套很小的公寓里。他定期通过电子邮件,给帕丽发来孩子们的照片和短视频。

    帕丽问伊莎贝尔有没有蒂埃里的消息,伊莎贝尔说没有。蒂埃里去了非洲,在乍得东部的一座达尔富尔难民营工作。帕丽知道此事,是因为蒂埃里断断续续地和伊莎贝尔有联系。他只和伊莎贝尔联系。帕丽因此对儿子的生活有了个大致的了解,比如,他在越南待过一段时间。又比如,他曾经跟一个越南女人结过婚,时间很短,当时他才二十岁。

    伊莎贝尔灌好水壶,开始烧水,又从柜子里拿出两个杯子。

    “今天早晨不行,伊莎贝尔。真的,我得请你走了。”

    伊莎贝尔委屈地看了她一眼,帕丽暗骂自己话不中听。伊莎贝尔一向比较敏感。

    “我是想说,我在等一个电话,不想让人听到。”

    “电话?谁的?”

    “过后再告诉你。”帕丽说。

    伊莎贝尔抱起胳膊,龇牙一笑。“你找到情人了,妈芒?”

    “情人。你没长眼吗?瞧我现在这德性。”

    “没什么不好的嘛。”

    “你得走了。过后跟你说,我保证。”

    “成,成。”伊莎贝尔把包往身后一甩,抓起外套和钥匙。“可我得告诉你,我有权知道。”

    上午九点半,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此前,他通过帕丽的face波ok账号,与她取得了联络,留言是用英语写的,内容如下:您是诗人妮拉瓦赫达提的女儿吗?如果是,我非常想和您谈谈。有些事情您一定感兴趣。帕丽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发现他是个整形外科医生,为喀布尔的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工作。现在,在电话里,他用波斯语向她问了好,接着继续讲波斯语,帕丽不得不打断他。

    “瓦尔瓦里斯先生,对不起,我们可不可以讲英语?”

    “噢,当然可以。抱歉抱歉。我以为可是,没错,这么说就对了,您很小的时候就走了,对不对?”

    “是的,一点也不错。”

    “我是在这儿自学的波斯语,马马虎虎还能应付。我一直住在这儿,从2002年开始,塔利班刚离开不久。那段日子相当乐观。是的,所有人都准备着重建,准备民主什么的。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们正在准备总统大选,可情况不一样了。恐怕就是不一样了。”

    帕丽耐心地听着,由着马科斯瓦尔瓦里斯绕来绕去,费劲地做着铺垫。他谈了阿富汗的选举,说卡尔扎伊肯定能赢,然后扯到了塔利班让人担心的对北方的袭扰,伊斯兰主义者日益增长的对新闻媒体的侵犯,顺带着对喀布尔的人口过多问题发表了一两句点评,随即介绍了住房成本,兜了一个大圈子,终于回到了正题。“我在这房子里住了有些年头了。我知道,您也住过这房子。”

    “什么?”

    “过去这是您父母的房子。不管怎样,我相信人家告诉我的没错。”

    “请允许我问一句,谁告诉您的?”

    “房东。他叫纳比。归真的纳比,这样说才对。让人伤心的是,他已经去世了,就在最近。您记得他吗?”

    这名字如符咒,在帕丽眼前唤出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大鬓角,黑油油的头发,向后梳得跟墙一样。

    “记得。差不多只记得他名字了。他是我们家的厨师,也是司机。”

    “两样都是,没错。他住在这儿,住这房子,从1947年就开始了。六十三年啊。有点难以置信,对吗?可是,我刚才说过,他过世了。上个月。我非常喜欢他。所有人都喜欢他。”

    “我懂。”

    “纳比给我留了张便条。”马科斯瓦尔瓦里斯说“我在他死后才能看。他死了以后,我请一个阿富汗的同事把它翻译成了英语。这张便条,它可远不止一张便条。更准确地说,是一封信,而且是一封很不寻常的信。纳比在信里讲了些事情。我找您是因为信里有些事和您有关,还因为他直接在信里要求我,让我找到您,然后把这封信交给您。找您找了一段时间,可还是让我们找到了。谢天谢地谢网络。”他哈哈笑了一声。

    帕丽有心挂掉电话。凭直觉,不管那老头,那个来自她遥远过去的人,在纸上写下了怎样的秘密,又怎样让它跨越半个世界,呈现给她,她都不会怀疑那是真的。很长时间以来她都知道,关于她的童年,妈芒对她撒了谎。可即使她人生的根基结束于一个谎言,她却继续在赖以立足的大地上培育这谎言,让它伫立着,以假乱真,以虚为实,不许动摇,如同一棵巨大的橡树。埃里克,她的子女,她的孙儿,她的事业,科莱特。现在这一切还有什么用?所有的这些岁月,还有什么用?也许最好是把电话挂掉。

    可她没有。她的心扑通扑通跳着,手心在出汗。她说:“他他在便条里,在这封信里,说了什么?”

    “嗯,其中一件,他说他是您舅舅。”

    “我舅舅。”

    “确切地说,不是亲舅。还有别的。他还说了很多别的事。”

    “瓦尔瓦里斯先生,它在吗?这便条,这信,或是翻译好的?您带着呢吗?”

    “我带着呢。”

    “也许您念给我听听?您能念念吗?”

    “您说现在?”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打给您,由我来付电话费。”

    “不必不必。不过您肯定吗?”

    “是的。”她对着电话说。“我肯定,瓦尔瓦里斯先生。”

    他念给她听了。他把所有东西都念给她听了。这花了些工夫。他念完的时候,帕丽向他道了谢,说她会很快与他联系。

    她挂上电话,打开咖啡机,放好一杯的量,然后走向窗口。透过窗子,她看到了熟悉的画面:下方是窄窄的鹅卵石小路,街那边的药房,街角卖炸豆丸子的小店,一家巴斯克人开的啤酒屋。

    帕丽的手在颤抖。惊人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了。极其不寻常的事。她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一把斧头劈砍着泥土,突然,浓稠的黑色石油从地表喷涌而出。这就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记忆被触动,从最深处向上升起。她凭窗远眺,呆望着啤酒屋的方向,可她看见的不是雨篷下那个店伙计,瘦巴巴的,腰扎黑围裙,抖着桌布,而是一辆红色的小勒勒车,轮子吱嘎作响,在长云铺卷的天空下颠簸向前,翻过山岭,爬过干涸的溪谷,在土黄色的山间上上下下,山景渐次浮现,又慢慢地隐没不见。她看见一棵棵果树,在园中扶肩而立,树叶轻阻了微风,又见一行行葡萄藤,与一座座平顶的小屋栉比相连。她看见了晾衣绳;女人们蹲在溪边;两根长绳支支扭扭,在一棵大树下来回摆荡;一条大狗面对着成群村童的逗弄,畏缩不前;一个鹰钩鼻子的男人在挖沟,衬衫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住了脊梁;还有个戴面纱的女人弯下腰,生火做饭。

    然而在这一切的边缘,几乎出离于她的幻象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最让她目光流连。一个难以捉摸的影子。一个人影。软,硬,两种感觉相伴而来。软的是一只手,牵着她的手。硬的是膝盖,她曾把脸枕在上面。她搜寻着他的脸,可每次朝它那边一望,它就躲开了,滑出了她的视线。帕丽感到心里撕开了一个窟窿。她的人生,她全部的人生,始终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缺失。冥冥之中,她总有这样的感觉。

    “哥哥。”她说。她没意识到自己叫出了声,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哭。

    一首波斯语的歌,歌中的一段,忽然飘落到她的舌尖: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还有一段歌词,大概在此之前,她拿不准,连它也一起逃掉了。

    帕丽坐下。她不得不坐下。此时此刻,她知道自己再也站不住了。她等着咖啡煮好,心里想,煮好了就喝上一杯,然后呢,没准再来一支香烟,再然后,她要去客厅,打电话到里昂,找科莱特,看看老朋友能不能给她安排一下行程,去喀布尔。

    可是现在,帕丽只是坐着。咖啡机咕噜咕噜响起来了,她却闭上了眼睛。透过眼帘,她看到丘陵温和柔软,天空高远而碧蓝,夕阳落入磨坊的身后,而且永远,永远,在天地的尽头,暗淡着,暗淡着的,是朦胧而连绵的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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