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赋,是对七岁至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赋”二十钱,到了桓灵之时,口赋涨到二十三钱。
算赋,是对十五岁至五十六岁以下成年人征的“人头税”,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一百二十钱,谓之“一算”,对于商人与奴婢则加倍征收,每年二百四十钱。为鼓励生育,女子十五岁到三十岁不结婚者分为五等,每升一等加征一算,有妇女怀孕者,免其夫算赋一年。
口赋和算赋是人头税,是归大司农,纳入国库,用于治理国家各项费用。
至于献费,则是一项单独的赋税,是缴纳给皇室,用于宫廷费用。
高祖十一年二月下诏:“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
在诸王列侯的封国里,田租、算赋和口赋由诸王列侯征收,但要交一部分给皇帝作为献费或祭祀宗庙的酎金。凡是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都要‘献给’皇帝六十三钱,以供宫廷费用。
这个费用姬平给予减半。并没有取消,因为他也不知日后宫廷的花费问题,毕竟侍从护卫都需要薪俸。他也不可能去种地经商赚钱,所以暂时减半。而不予取消,免得到时候无钱可用,再加赋引起反弹。
如今姬平虽然加了田税,却大大减免了人头税,所以四周百姓眼里无不透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卢植率先拜倒在姬平面前:“王上此举惠及万民,万岁!”
随后关羽带头拜下:“王上万岁!”
“王上万岁!”四面百姓跪成一片,呼声震天。
在宋代之前,包括这个时期。万岁只是表示人们内心喜悦和庆贺的欢呼语,并非皇帝专用。
姬平加田税而减人头税,并不是没有考虑。田税增加,而人头税大大降低,并不是没有深意。
高祖以来,降低田税而实行人头重税,虽然能在初期迅速恢复发展生产,但很快就造成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加剧了土地兼并!
因为田税轻而人头税重,刺激了富户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因为他们一家的人口是相对固定的,只需要缴纳固定的人头税,但兼并大量土地。只需缴纳较少的田税,自己便能获得薄税的大量收入,所以他们越来越富,土地也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少地或无地的农民收入微薄,但一家人口却不少,收入难以支撑相对沉重的人头税,为逃避难以负担的赋役,他们或托庇豪门。加强了豪强地主的势力,或沦为流民。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如黄巾起义。
这样。大量的编户齐民从朝廷的户籍中消失,反而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而姬平减免人头税,正是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负担,加重田税,以亩收税,却是加大了富户豪强的税费,因为他们的土地多。
这样的政策,一方面能加大对有钱有粮的豪强征收税费,平衡土地兼并力度,另一方面能鼓励百姓从富户豪强托庇下退出,编入国家户口,因为减免了人头税,田税只是少量增加,对他们而言,获得自由,自己种地当然更有好处。
但这种政策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要面对地方豪强的反扑!
这个姬平早已经习惯了,虱子多了不怕痒,反正他不少政策都要抑制豪强,他只要有精兵强将在手,加上科举选拔人才,加上百姓支持,他怕个鸟!
何况这个田税也不算高,但凡有公心有良心的世家,自然不会有太大反响,而那些无良、贪婪的豪强,正是他姬平的目标。
看着跪倒一地的官员、将士和百姓,姬平兵没有让他们立时起来,而是继续道:“凡本王治下,严禁州郡诸县滥加赋税,自今而始,废刺史一职,设监御史,凡郡,置太守、都尉、监御史。
太守治民、进贤、决讼、检奸;
都尉掌郡兵,护卫郡县;
监御史掌监察,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案验刑狱,检核非法。
监御史之下设督邮,以郡分东、南、西、北四部,各监察诸县。
督邮之下设亭长,监察乡里。”
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也是姬平早有的想法,或者说这种制度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便实行了太守、都尉和监御史制度,西汉沿袭秦法,汉武帝时设刺史,也是主管监察。
但到了汉末,刺史除了监察,渐渐多了一些权力,到了王莽之时,将刺史改为州牧,实现了刺史由监察官到地方官的转变。随后地方反抗势力蜂拥而起反对王莽称帝,王莽为了镇压地方,又给了州牧统军作战的权力,已经是行政、军事、监察合二为一了。
到了东汉建武十八年,依旧制将州牧再改为刺史,但由西汉刺史无固定治所,变为各有驻地,刺史权力也逐渐扩大,又常有派刺史领兵作战之事,已经没了刺史设置之初掌监察的本意。
所以姬平废了刺史,改立监御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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