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六

    康熙十年朱国治复起，被任为云南巡抚。惟一的原因，即由于朱国治以汉人而忠于满洲，为政苛峻。如果对吴三桂采取强硬态度，则用他到云南去跟平西王周旋，是最理想的人选。康熙十二年冬，吴三桂举兵，朱国治首先被害，刘健庭闻录记：

    “三桂召各官赴王府会议。中丞朱公率众往，贼党不候全害之，刃之下乃死，余皆被执。朱中丞素为贼党切齿，三桂使其子飞骑传谕，不得轻杀，至则中丞已身首殊。”研堂见闻杂记谓朱国治被“提出开膛枭示”则恶之甚，言之亦过甚了。

    以上所引叙，皆在证明康熙对吴三挂迟早必叛，已经料定。而防范惟恐不周，亦有事实可稽。表面上几大臣言官有公然奏劾吴三桂者，无不获谴，乃是故为安抚，以待谋定后动。其实，对吴三桂的动态，无时不在注意之中。内地入滇投靠吴三桂，以及吴三桂所遣亲信赴内地活动的情况，皆有密报到京。方以智的被祸，我的假设，即因以讹传讹，误认方以智为吴三桂的亲信，潜入安徽。可能为方光琛之子方学诗曾回徽州活动，而方孝标曾入滇献诗吴三桂，故误方学诗为“方学士”而方学士与方以智音似，满文奏折中汉人名字皆为音译，更易误会。

    假设虽可大胆立论，但假设之能成立，必须经过逻辑的考验。逐次排除其不能者，至最后仅剩者，方能作为假设。今按康熙初年属于“谋反大逆”的案子，不外朱三太子的传闻，及三藩之乱。干连朱三太子的疑案甚多，且每与和尚有关，似与方以智的情况相近。但果为推戴朱三太子以起事复明，则方以智即或被诬，固与名节无损，方中通不必以死力争，一通道理已在前面谈过，无须多说。其次，谋反决非一人之事，干连必众，王夫之论族诛曾申明其义。而方以智一案不闻有他人牵连，孟心史先生明烈皇殉国后纪篇云：“东华录自康熙十二年始，屡破获朱三太子干连犯案，多不胜载。”是则方以智如干连朱三太子案，何以官书独无记载。凡此皆足证明，方以智与此类案件无关。

    至于牵涉及于三藩之乱，如归罪于谋反大逆，则又分两种情况，一为事发的按问，一为事前的猜防。方以智案虽发于吴三桂举事之前，但吴三桂反形早著，康熙防堵甚严，已如前述，则诬指方以智为吴三桂亲信，潜入安徽等地活动，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但事必有因，或者方学诗确曾潜回徽州。行踪曾经广西，而又误传为“方学士”于是构陷者有意张冠李戴，指“方学士”为方以智，向广西巡抚马雄镇告密，因而移文安徽，逮捕方以智归案待质。

    据方以智晚节考所录资料及方中通题结粤难文、论交篇两诗，案发后的情况如此：

    一、发难于广西。论交篇粤西题请讲再三可证。

    二、移文安徽，至桐城方家逮捕方以智，而方以智由幼子中履陪侍在青原。官疑方家藏匿以智，是故“吏卒操兵围宅，铃析达晓”而“道路汹涌，莫不咋指吐舌。在于人情、宾客、门人、故旧远害引避，固宜其然”（方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则有几天的搜索，或者直至方以智被逮，方始撤围，皆可想而知。

    三、桐城搜查不获，移文江西逮捕，此涉及三省的因由，情况非常单纯。

    四、江西泰和富人萧孟藏方以智于复壁，其后乃由水路赴广西报案。此出于方以智自己的主张，或者他人所劝，则不得而知。但可确言者，方以智愿就复壁，绝非畏罪，而为不甘致礼于异族衣冠之前。惶恐滩自裁，亦为此意。当初披缁，大致亦为避免作清朝装束。

    如上所述逮捕情况而言，凡稍知清朝司法制度者，皆可想像得到，方以智涉嫌的罪名虽异常严重，而案情固甚简单。因如案内述及方以智如何从事谋反的活动，则本人未获，家族必定被捕就审，借以侦讯方以智的一切。今观资料所载，方氏家族除中通愿同父生死，自甘投狱以外，固皆安然无恙。

    然则案情简单到如何？就方中通两诗篇推断，不过查证一名字而已，大致广西原咨是：闻有安徽方学诗或方学士潜回活动，不知是否方以智？当案之初起，不明究竟自易涉张皇，所以“三省羽书急如箭”但其事本易于辨明，最清楚的是，方以智自顺治年间南归后，足迹即从未再到两粤滇黔，是故复壁之出，不过到广西“过堂”即可结无事。而方以智即因不甘生前受辱，故自裁于惶恐滩，以文信国自拟而明志全节。但官方则必报病故，因如报自杀则必欲追究其自杀之因，究系畏罪，或有其他凌虐致死情事，岂非自找麻烦？地方官纵不明此中诀窍，但司刑名的幕友则必如此办理。

    于此可知，方以智自裁，地方官报病故，而案情亦原已明了，方以智与吴三桂无涉，与方学诗或方学士不过音声近似的误传，则此案实已不了而了。但案牍未结，所以方以智的灵柩不能归葬。因就司法的手续而论，或恐须开棺相验，以及查察当时的情况，灵柩须留置于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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