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员会拟设四位副主席，他们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再加上主席毛泽东一共五位。毛泽东听后沉吟片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我有两个意见：一、由你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二、不要搞清一色，可以再增加一位国民党元老任副主席。”

    “我赞成，那只有请你的老乡长程潜出山了。”周恩来说罢看了看微然点头的毛泽东，“这次，只有主席亲自出马相请了”。

    “好！由我来请这位镇守长沙的老黄忠。”

    三

    毛泽东在建国前后曾与他的老乡长程潜谈过几次话，史无准确的记载。但是，我们从毛泽东于十月五日发给林彪、华中局的电报中可知：他们之间曾就湖南军政大事进行过认真的磋商。

    在毛泽东与程潜、陈明仁等人谈话的时候，“李明灏代其提出人枪太少，问是否可以给他补人补枪，并要求我们速派干部助其整训，要求在打白崇禧及他处时，让其参加作战立功。”对此，毛泽东对程潜、陈明仁等人说，“军委决定给以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及第二一四师至二一九师的番号”，并得到他们的认同。另外，陈明仁觉得，“应先对干部说清楚，对多余干部应有安置，即用调训方法使其学习，以安其心。然后宣布缩编为两军六师。”毛泽东当即表示：陈明仁上述意见是合理的。同时，决定十月十日左右，请陈明仁、李明灏由北京动身返湘，“再定宣布及实行的步骤。”为了使“该兵团从陈明仁起，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样”，毛泽东明令林彪：“应在该兵团编整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其来源可从对白崇禧作战的缴获中取得。这样一做，可以增强我们对该部的领导权及发言权。再则在湖南全省平定及土改实行以后，即在大约一年以后，如该兵团表现好……可以考虑编一个军加入该兵团，使陈明仁有三个军。这对于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以上各点我已向程、陈、李透露了。”

    依然是在这次谈话中，“程、陈、李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毛泽东权衡利弊后表示：“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也不好。省府改组亦宜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之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唯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对此，程潜和陈明仁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无湘不成军。这句话说明湖南人早有从军为伍的社风。因此，在湖南解放的前后，仅程潜、陈明仁所部就有失业军官达十五万人之众。为此，程、陈二人向毛泽东反映：这些失业军官“纷纷找他们安插，是一个大问题，他们不胜其烦”。毛泽东当时答说：“此是一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步骤地给以谋生出路。”据童小鹏回忆，毛泽东为了使他的老乡长程潜不太为难，还说了如下这段话：

    “颂公在军政界搞得久，旧部多，需要安插又可以安插的，尽可能地予以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或者老部下，都要替他设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给他们特别费大米五万斤，任其开支，不受限制。”

    由此可见，毛泽东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费尽了心血！

    对于毛泽东的良苦用心，程潜也是铭记在心的。请看他与族弟程星龄的一番谈话：

    程星龄感慨地说道：“主席十分念旧。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他还把我这个师弟请进中南海，对我说：你的族兄颂公字颂云，你的别甫却是‘不云’，我叫‘润之’。你不云，天上没有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呀！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程潜听后喟叹不已：“一番妙语，道出了许多妙论，真是非同常人所能比啊！”

    “当时，我也说了类似的话，可主席他听后却严肃地批评了我。”

    “为什么？”程潜一怔，问道。

    “当时，主席严肃地对我说，你也不要恭维我了，恭维我奉承我的多了，我就可能晕头转向，搞不好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

    程潜久居官场，从孙中山到袁世凯，再从汪精卫到蒋介石他见多了；同时，程潜还研究过中国历史上的军政要人，对历代帝王的所作所为知之甚多。因此，他听了毛泽东批评程星龄的话后，发出感叹：“从历史上看，尚未得天下的帝王，都能做到求贤若渴；然而，一旦登上九五之尊，谁还能像润之这样既对昔日的上司重情重义，又能对像你这样的乡弟做到礼贤下士呢！”

    “很难有第二人了！”程星龄说罢叹了口气，“就说关于哥哥的工作安排吧，他认为您是老前辈，林彪是年轻人，想请您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还要与我这个当弟弟的谈，然后再与您婉商。”

    恰在这时，毛泽东亲自打来了电话，提出约见程星龄。程潜高兴地说：“星龄，你好幸运啊，润之又要召见你了！”

    程星龄再次驱车来到中南海里的丰泽园。他下车之后在秘书的引导下来到菊香书屋，他望着门额上挂的那块写有“菊香书屋”四个大字的横匾出神，似引起了无限联想。这时，毛泽东迎出门来，笑着问：“师弟，对这菊香书屋有何置评啊！”

    程星龄或许已经进入了另一种感觉，不是奉命前来面见一国主席，而是前来探视乡亲与好友。所以，他听了毛泽东的问话之后，坦诚地说道：“我上次走进菊香书屋就有一种感觉，连幅字画，连盆鲜花都没有，就有些与这菊香书屋之名不副实了！”

    毛泽东听后笑了，指着菊香书屋的院落介绍道：“我刚搬到这里时，盆花多得很，简直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我也喜欢得不得了。”

    “那些花呢？”程星龄愕然相问。

    “搬走了。”毛泽东淡然地答说。

    “为什么？”

    “你说这样行吗？我们共产党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图自己享受，与李自成、与国民党不同的也就在于此。”

    程星龄有所感悟地点了点头。

    “过去，这里摆花，我管不着；今天，我住在这里，就不准摆这样多的鲜花。今后，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不仅有各地的官员，还有工人、农民的代表，他们一看我这里摆这么多漂亮的鲜花，一定会上行下效的，养成这种无事种花的风气可就不好了。”毛泽东说罢看了看频频点头的程星龄，又接着说道，“我是一国主席，要给全国人民带个好头，不然，我们的新中国还会应了那句老话：上梁不正下梁歪！”

    毛泽东这番话对程星龄震动极大，他似乎从这极普通的话语中感到了毛泽东那高深的精神威力。因此，他由此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得天下是应该的。接着，程星龄随毛泽东走进那简朴的办公室，在转达了他的族兄程潜的问候之后，又说：“主席，您对颂公如此殷切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使颂公感激不尽，也使我终生难忘。”

    “星龄啊，”毛泽东摆了摆手，“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谈谈对你的工作安排哩，怎么就‘终生难忘’？”

    “主席，我的工作安排用不着征求意见，什么都可以。”程星龄说罢变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似乎嘴也笨了许多，“不过，我有一个愿望，不知当说不当说”。

    “不管是什么愿望，都当说！”

    “我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不够格？”

    程星龄这个愿望实在有点出乎毛泽东所料，他沉吟片时说：

    “据我所知，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在我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领导下，从事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斗争；后来，你又一直支持我党，连你的族兄颂公也曾怀疑你是共产党，应当说早已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不过，从全局考虑，你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暂缓为好。你最好是参加‘民革’。”

    “为什么？”程星龄愕然相问。

    “道理是简单的，”毛泽东掰着手指头说道，“一，‘民革’大都是早年参加的国民党的左派，是革命的组织；二，你参加‘民革’，可能比参加共产党，能像过去那样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听主席的。”程星龄明白了毛泽东的用心，但仍十分动情地说道，“不过，我再次向主席说明，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是早已下定了的，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不要忘了啊！”

    “小同学！我会记住的。一句话，我们的合作是真诚的，决不像蒋介石昔日对待颂公，今天对待李宗仁那样口是心非。”毛泽东说罢有意停了一会儿，方把请程潜出任军委副主席的事讲了出来，最后他郑重地说道，“我请你先给颂公通个风，有个思想准备，然后我再与他谈”。

    程潜是一位靠军队起家的湘籍政坛耆宿，他深知有枪便是草头王的道理。几十年来，他所经历的荣辱沉浮，无一不是与他手中的军力强弱有关系。因此，他为了在蒋家王朝之中拥有一席之地，始终都紧紧抓住那点属于他的军队。换言之，他视军权高于一切。也许是这种有军就有权的观念深深根植于他的心底的原因，他一见前来拜访的毛泽东就有些惶恐不安地说：“润之，我是国民党元老，怎么可以出任你们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呢？”

    毛泽东自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之后，就明确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回到自己的家乡领导了秋收起义，并以此为基础，不仅创建了第一个红色政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且还组建了工农革命军（后改建为红军）。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与他领导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很理解程潜说的上述那番话。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大政治战略家，他还十分清楚军队仅仅是维护政权的工具，若想新中国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唯有“得人心者得天下”。他听了老乡长程潜的话后，有意避开军权之议，十分策略地笑着说：“颂公，你和我之间怎么也分起你们我们的来了？”

    “润之，军权从不旁落，自古亦然啊！”

    毛泽东听后笑着摇了摇头，在讲了一番对军队的看法之后，又感叹道：我毛泽东从不争个人军权。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发展，陈明仁将军可以当人民解放军的兵团司令，颂公当然也可以当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了！

    大凡从旧社会过来的军政要人，绝大多数都存有所谓的名位思想。把话说白了，都具有论功行赏、论资排辈等观念。程潜明白他不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相反还曾做过有悖于革命潮流的错事，当他获悉其他四位军委副主席的名字之后，就更有点诚惶诚恐了！他急忙摇着头说：“润之，这就更使不得啊！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忝列朱总司令、周总理这些开国元勋之后呢！”

    “这就更说明我毛泽东对不住颂公了！在中南，让颂公位在林彪之下；到了中央，又在我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为此，被你们称之为周到的总理说：若想颂公出山，只有主席出马相请了。”毛泽东说罢看着依然蹙眉摇首的程潜，十分真诚地说，“怎么样，老乡长给我个面子吧？”

    程潜的确是被毛泽东的真诚打动了，他望着等待回答的毛泽东的表情，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我也就算完成任务了！”

    毛泽东说罢笑了，笑得是那样的自然、可亲；程潜也笑了，笑得却有些尴尬、勉强。他们二人又闲谈了一会儿，程潜以请示的口吻问：“润之，湖南刚刚解放，需要解决的问题成堆，你看我何时回湘理政呢？”

    “我看不要这样急，等恩来组完阁以后吧！”

    程潜赞同地点了点头。

    “颂公回到长沙以后，请代我去看看仇鳌先生，告诉他，我很忙，抽不出身来南下拜访他，欢迎他来北京聚谈。”

    “请放心！我一定把仇亦山先生请到北京来。”程潜说罢迟疑片时，又有点为难地问道，“润之，我可以向你讨教有关解放湖南全境的事吗？”

    “你已经答应出任军委副主席了，不问，我也要请教你。”毛泽东说罢掷掉手中的烟蒂，“来，我向你先请教有关歼灭白崇禧军事集团的事情。”

    接着，毛泽东与程潜谈起了我第四野战军在湘南发起的“衡宝战役”……

    如上卷所述，毛泽东在我第四野战军完成休整之后，于九月九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了《歼灭白崇禧部队的部署》的命令。接着，我第四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战略部署迅速调兵遣将，分左、中、右（或曰西路、中路、东路）三路大军，向白崇禧军事集团发起猛烈的攻击。

    我西路大军于九月十三日，由程子华、萧华率领的四野第十三兵团由常德出发，担任左翼，分两路沿川湘公路和资水前进，连克湘西重镇沅陵、溆浦，直逼芷江。这时的芷江，是白崇禧新构筑的“湘粤联合防线”的左翼主要支点，是湘、黔、桂三省的门户。同时，白崇禧又在这里建立了湖南省的流亡政府，设以敌第十七兵团驻防。十月一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的时候，我西路大军第十三兵团向芷江发起攻击，并于十月五日攻占湘西重镇芷江；

    我东路大军接到命令之后，由邓华、赖传珠率领的四野第十五兵团主力，在二野陈赓率领的第四兵团的配合下，也在湘粤边界突破敌人的防线，在聚歼粤军主力之后，分数路向广东进军；

    九月三十日，在我东、西两路大军顺利出击的前提下，我中路大军由萧劲光率领的第十二兵团主力，在二野第五兵团的支持下直取湘南重镇衡阳、宝庆。我十余万解放军将士在开国大典的欢庆声中，以排山倒海之势与白崇禧所部激战。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敌军外围据点被扫荡殆尽，驻守衡阳、宝庆的白崇禧所部主力全线动摇。迨至十月三日，我中路大军齐头并进，与在衡宝公路以北进行防御的白崇禧军事集团形成对峙局面。接下来，就是发起有名的“衡宝战役”。

    所谓“衡宝战役”，即我四野西路、中路、东路三路大军与白崇禧所部主力在衡阳、宝庆一线展开的一场会战。在有“小诸葛”称谓的白崇禧看来，“共军要与我在衡阳、宝庆决战”。他权衡利弊，知道此次决战胜算极小，决定采取以进为退的策略脱身南下，率部退守桂系的发祥地广西。白崇禧调集优势兵力于衡宝线上，作出决战的架势，迫我四野三路大军重新部署兵力，在衡宝一线与之决战。而白崇禧则借四野因改变部署所赢得的时间，突然撤兵南下，退守广西，免遭在衡宝线上被我军歼灭之虞。事后白崇禧得意地吹嘘此举叫“障眼法”。为此，白进行了如下的军事调动：

    十月三日，位于衡阳的白部第七军，位于耒阳的第四十八军沿衡宝路西进。十月四日，位于广东乐昌的第四十六军、郴县的第九十七军陆续北上。至此，再加上原在衡宝线上的敌五十八、一〇七、七十一和十四军，白崇禧在衡宝公路百余公里的地段上猬集了近七个军的兵力。

    按照四野原定作战方案，我东、西两路大军率先出击，遵照毛泽东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构想，出其不意插入湘桂、湘粤边界，对固守湘南衡阳、宝庆一线的白崇禧所部形成合围之势，然后我中路大军向衡宝一线发起攻击，将桂系主力歼灭在衡阳、宝庆一带。但是，正当我东、西两路大军迅速攻击前进，尚未形成合围的态势，而白崇禧又调集七个军陈兵于衡宝一线，作为四野司令员的林彪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白崇禧为什么要在衡宝一线与我决战？衡宝会战一开，我如何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林彪对照作战地图久久定不下决心。这是因为：

    一、假如白崇禧此举是以进为退，我四野部队按原计划行动，中路军迅速出击。乘敌调整部署的时间，一举插向白崇禧部队纵深，将其包围分割，即使无法将其一口吃掉，也可以拖住，为东、西两路合围赢得时间。结果，我军可提前在衡宝一线歼灭桂系主力，为解放广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假如白崇禧此举是真的在衡宝一线与我决战，我四野中路大军发起攻击的时候，白崇禧所部决不后退。相反，敌人部署在广西、广东的援军也必然迅即挥师北上。结果，在局部战场上便会出现白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而四野中路的四个军没有必胜的把握。搞不好，我中路大军还会遭到白部的重创，大长敌人的威风；

    三、根据毛泽东制定的“消灭敌人，保全自己”的战略思想，上述两种决战部署均无必胜的把握。唯有让中路军暂时停止前进，以现有之兵力再加上增援而来的二野第五兵团，再待西路军第十三兵团进至衡宝侧后之时，同时展开攻击，这样便可以万无一失，稳操胜券。自然，这一方案也有失误之处，那就是白崇禧此举是以进为退，我军将会坐失歼敌良机，无法实现在湘南歼灭白崇禧军事集团的任务。实事求是地说，白崇禧此举的确是给林彪出了一道难题。林彪权衡再三，终于选定第三种会战方案：“为稳妥起见，准备与白崇禧集团在衡宝地区决战。”遂于十月五日给中路军司令萧劲光发去如下两则急电：

    各部即在原地待命，严整战备以待我兵力之集中。

    如敌向我大举进攻时，各部可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以一部抗击敌人，主力后移。

    与此同时，林彪还电令西路军停止南进，由芷江、会同折向宝庆、祈阳前进；令第四十六、第十八军向耒阳、常宁西进，准备我东、西、中三路大军在衡宝地区寻敌主力决战。

    我四野发起衡宝战役，不仅改变了毛泽东制定的采用“大迂回、大包围”消灭白崇禧集团的战略部署，而且也必然改变未来如何稳妥地向广西进军的问题。林彪在向参加衡宝战役的部队发去电令的同一天——十月五日，给中央军委发去关于衡宝会战以及向广西进军的请示电：

    “今后向广西进军，我以五个军采取较靠拢的并进。如敌与我决战，则我亦能作战。如敌退，则我仍能向前推进。”

    毛泽东在认真地研究了即将开始的衡宝战役的敌我情况，又听取了有关人士的意见之后，于十月七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林彪发去电令，除同意林彪等提出的“今后向广西进军，我以五个军采取较靠拢的并进”意见外，关于在衡宝一线与白崇禧决战作出如下指示：

    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宜。

    俗话说得好：人算不如天算。事实上在古今中外的战史、战例中，都有因偶然事件的发生而改变敌我双方态势的事情。在衡宝战役进行的前夜，也发生了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却导致整个战局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十月五日晚，我中路大军第十二兵团司令萧劲光接到林彪的电令之后，立即命令兵团主力停止于衡宝线以北待命。但是，其中第四十五军的第一三五师正在按照原部署向南急进，没有接到野战军停止前进、原地待命的命令，于当夜继续向宝庆东南的灵宫殿地区猛插，楔入敌之纵深，对敌侧后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白崇禧收到我军插入侧后的报告之后，分析了我军态势，认为此举绝不是衡宝战役的前奏。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军事行动？他也被打入闷葫芦之中。白作为一代善于用兵的桂系主帅，于六日决定调集数个师的兵力向我一三五师发起猛攻。白的用意是清楚的：借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所谓孤军以激励士气。

    然而出乎白崇禧所料的是，我一三五师在敌众我寡、极端困难的情势下，发扬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顽强的作战精神，双方激战竟日，终将数倍于我的敌人一次次击退，并在敌人的侧背站住了脚跟。

    恰在这时，我东、西两路大军取分进合击之势，一部迅速向衡阳、宝庆急进，一部插向敌后，并逼近韶关、靖县，对广州和桂林构成了威胁。对此，白崇禧大惑不解。他担心腹背受敌，造成全军覆没，又立即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的策略，于六日深夜下令所部全线向广西撤退。

    十月七日，四野林彪等野战军首长发现白崇禧趁着夜色全军收缩、后撤。当即命令业已插入敌人侧背的第一三五师在灵宫殿地区坚决阻敌南逃，令中路大军第十二兵团发起追击。敌第七军军部及其所属的第一七一、第一七二师和临时归其指挥的第四十八军的第一三八、第一七六师在我军追堵下，于九日被合围于祁阳以北的白地市、黄土铺地区。恰在这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来了《关于聚歼白崇禧主力》的电令：

    十日七时电悉。（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筹商电告。（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

    四野首长接到毛泽东的电令之后，当即对衡宝战役作出相应部署，并于“十日，我集中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第四十九军对敌发起总攻，从东、北、西三面展开向心突击，激战至十一日，除敌第一三八师师部率一个团逃跑外，其余两万余人为我全歼。我军乘胜解放了衡阳、祁阳、耒阳等湘南广大地区”。与此同时，我“第十三兵团在武岗及其以北的石下江地区歼敌一部；第四十七军于十六日解放了大庸、桑植等城”。这时，白崇禧大部已逃入桂境，我“中路军随即于祁阳地区停止前进，衡宝战役遂告结束”。累积战果，我军是役共歼白崇禧集团四万七千余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亲自部署了有名的“漳厦战役”。所谓“漳厦战役”，是指我第三野战军在解放福州之后，在闽南地区发起的解放漳州、厦门等的战役。由于该战役直接影响着蒋介石固守东南沿海地区的命运，现扼要简介如下：

    九月初，我三野第十兵团开始由福州地区南下，于九月十九日发起漳厦战役。至九月二十五日，我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九军先后占领同安、长泰、漳州……以及马巷、澳头、集美等地，歼敌一万二千余人；九月二十八日，我第二十八军主力到达厦门东北地区之石井集结；我闽粤赣游击纵队占领了平和、漳浦等城。这样，就对金门、厦门之敌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

    为蒋介石信赖的大将汤恩伯，亲率四万五千余人退守厦门、金门两岛。汤氏的兵力相对集中，又有海峡天险为之屏障，加上积极赶修工事，防御能力相应增强。我三野第十兵团想击败守敌，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第十兵团采取先肃清厦门外围大陆残敌，后攻占厦门的策略。我攻击部队经过半个月准备后，于十月十日至十月十三日攻占大、小岛屿。十五日黄昏，第三十一军及第二十九军主力发起厦门战役。十六日中午，我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一军的后续梯队登上厦门岛，连续打退敌人反击，控制了岛的北半部。守敌见大势已去，向东南海岸撤退。我军乘胜追击，于十七日解放全岛，歼敌二万七千余人。同时，我第三十一军一部登上鼓浪屿，并占领该岛。至此，在中南结束衡宝战役的第二天十月十七日漳厦战役也全部结束。

    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为老乡长程潜回湘饯行。参加宴会的有朱德、周恩来、聂荣臻、董必武、林伯渠、章士钊等人。席间，毛泽东谈古论今，说笑自如，气氛十分融洽。这次宴会从下午六时一直进行到深夜十一时。最后，毛泽东说：战争关可算是过去了，没有好多仗打了。接着还有个土改关，只要地主肯把土地交给农民，这个关也很容易过。再下去就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关，这一关就要难一些，时间也要长一些。但这是一定要过的，过了这一关，就人人都解放了，就都好了。

    对此，程潜在回寓所的专车上，不胜感慨地对身边的人员说：“自从去年八月我从武汉回到湖南后，真像是做了一场噩梦过来的，哪里想到会有今天啊！现在我们真是进了天堂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伟大，实在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正当毛泽东一边处理内政、外交大事，一边部署我军继续向中南、西南、西北进军的时候，又获悉一直奔波于台北、广州的蒋介石又要飞往重庆的消息。他不无讥笑地暗自说：蒋介石终于又从幕后走到台前来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