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

蒋介石。

    由于桂北地区没有一处不是崇山峻岭，峰峦重叠，其中龙虎关更为险要，仅有隘路一条，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刘斐站在龙虎关东口的高地上，展望关外形势，遂向白崇禧建议：

    “在这样的地形，有一个坚强的团守住龙虎关是够了的。这里是我们关门拒客的唯一要点，也是我们对北、东、南三面作战的枢轴。我们必须固守，将主力总预备队控制在这里，使共军只能从永安关以北的地区往西走。但也可以设想：共军号称十万，在老蒋从东北面乘胜猛追的压迫下，如果我们在龙虎关一堵，后面追兵又急，则有被迫向南……乘虚进入广西腹地的可能。因此必须以桂东各县民团预先固守抚河沿线大小渡口，阻敌渡河西移，主力以龙虎关为轴由抚河东岸向南侧击，压迫共军于桂东粤北而歼灭之。总而言之，就是主力部队控制在龙虎关附近的恭城地区，机动策应三方面的作战，以有限的兵力，达到确保共军不致进入广西腹地的目的。”

    白崇禧边听边思忖刘斐提出的作战指导方案，最后，他果断地做了结论：

    “很对，很对！文章就这样做吧！且先把计划定下来。”

    恰在这时，白崇禧接到刘建绪奉命南来面商湘江会战事宜的电报，白唯恐刘斐刚由日本回国，不了解蒋桂之间面和心不和的实情，有意提醒：

    “见到刘恢先（建绪）时，千万不能把我们这一套完全告诉他。只说我们根据共军西行企图和对中央红军衔尾追击的情况，我们准备固守龙虎关，并在灌阳、兴安间占领侧面阵地，相机向北出击，希望湘军由北向南攻击，共同配合中央军的追击，务求在全州、兴安间的湘江东岸地区，包围共军而歼灭之就够了。”

    对此，刘斐也是心中有数的。他点头称是之后，又引而不发地说了一句：

    “其实，何键老兄又何尝不是采取拒蒋、防共的策略呢？”

    “简而言之，不要把话说白，做到心照不宣。”白崇禧再次提醒刘斐。

    白崇禧偕刘斐驱车赶到全州，与南来的刘建绪会商了一天，双方同意遵照中央意旨，准备在兴安、全州、灌阳的湘江东岸地区会战，桂军由南而北，湘军由北而南，共同配合中央军之追击协同歼灭红军的作战要旨。双方交换了有关具体协调的通讯联络事宜等，即各自返回阵地指挥。

    与此同时，薛岳与何键在衡阳相处不睦，其中薛岳以“天子”重臣自居，不把何键放在眼里。事甚急迫，双方谁也不敢承担湘江一战的责任，遂通过不同的渠道反映到南昌行营。蒋介石清楚事由薛岳引起，故亲函薛岳，指示机宜，大意谓：

    一、朱、毛扰湘南逐日继续西进，有沿今秋萧克窜道入黔与贺龙合股之公算大。近日在粤桂边之窜扰应是佯动，图粤图桂公算小；

    二、弟入湘佐芸樵任前敌，实乃肩负追剿重责，望善体斯意，与何通力合作，谦虚为怀，俾在战略上统率前线部队，摒弃境域观念，越境长追。如情况变化，进入粤桂境内与友军相处，尤要慎重，以顾大局；

    三、西南诸省久罹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德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

    蒋介石唯恐薛岳仍然不能完全悉知自己的用意，遂又屡屡电示。现综合起来，要旨如下：

    一、**此次西窜，虽号称十万，据空军毛指挥官（邦初）侦察报告，匪军分几路前进，队伍很乱，且民夫甚多，确是倾巢西窜，辎重甚长，行动维艰。据陈总司令伯南电告，匪军……迭经阻击，溃散不少。据俘供：一、三军团在前，五军团在后，朱、毛确在军中。歼灭此股，关系国家成败，应特加注意，倍加奋勇；

    二、过去**盘踞赣南、闽西，纯靠根据地以生存。今远离**区域。长途跋涉，加以粤、湘、桂边民性强悍，民防颇严，**想立足斯土，在大军追堵下，殊非容易。自古以来，未有流寇能成事者，由于军心离散，士卒思归故土；明末李自成最后败亡九宫山，可为明证；

    三、第六路军以机动穷追为主，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如侦察匪军有久盘之计，务即合围，勿容其再度生根。对朱、毛与贺龙合股之企图，务必随时洞察其奸，在战略上要经常注意，加以防范；

    四、要令各军将士，就认识西窜流寇，人数虽众，乃多裹胁；在江西经国军四年血战，无以生存，才相率西逃。今已势穷力蹙，内部不和；缺粮缺弹，形如缺水之鱼。我军要人人同仇敌忾，树立灭匪雄心；为个人建立功勋，为国家开太平之信念。

    薛岳读过蒋介石的亲笔信函之后，大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至此，他已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大致有两点：“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即所谓一石二鸟之策。为此，他统率的“追剿”军要做到“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换言之，在他强大的“追剿”军的压迫下，使西南诸军阀与红军拼个你死我活，待到两败俱伤之时，他的“追剿”军再取一箭双雕之效。换言之，他这个前敌总指挥是负有监视总司令何键之责的。为此，他一改冷面相对的做法，有意与何键笑颜共事，从而使得薛、何之间冷颜相向的共事改为心中斗法了。待到刘建绪返回衡阳之后，薛、何很快确立了追堵作战方针、指导原则、作战序列。接着，何键以追剿总司令的名义发电南昌行营，请示并希恩准；与此同时，他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命令五路大军向着预定的方位前进。最后，他看着傲慢不逊的薛岳，操着不无得意的口气问道：

    “你看**还有活路吗？”

    “这要去问问朱德和毛泽东了！”薛岳说罢猝然大声笑了起来……

    九

    五岭就像是一堵高耸入云的大墙，横卧在赣粤、湘粤及湘桂的交界处，把南北两地划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十一月中旬的岭南依然天闷气热，而位居岭北的江西与湖南却已是深秋！

    时令进入十一月以来，老天爷就像是死了最心爱的孩子，天天哭丧着脸，那无声的“泪水”淅淅沥沥地淌个不停，把秋意甚浓的苍山完全罩在了云山雾海之中！

    在蜿蜒蛇行的羊肠山路上走着一支队伍，他们有的披着一块变了色的油布，有的戴着一顶赣南老表自编的又大又圆且又极富特色的竹帽，有的用手举着用桐油浸过的纸伞……但是他们的脚下都穿着一样的草鞋，艰难地走在时而淌着涓涓细流、时而泥泞遍地的山道上。如果你站在山坡上向远处眺望，你将会看到这支队伍中有人抬着不知做什么用的机器，有人赶着骡子驮着沉重的东西，有人抬着坐在或躺在担架上的伤员……自然更多的是打不起精神的指战员，在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的伴随下向前走着、走着。这就是正在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在进行战略转移之前，由于在军事上准备得极端不够，必要的训练、休息、补充等工作都没有搞，相反却仓促成立了红八、红九两个兵团，加之两个新兵团不是由老部队扩大而成，干部又大都是红军学校的学生，不仅没有经过战斗的洗礼，而且也不知道红军的传统和作风，就连行军、吃饭都成了问题。因此，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是很弱的。结果，行军中的非正常减员大大超过了战斗中的伤亡。

    另外，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整体队形是：红一、三两个主力军团为左右先锋，红八、九两个新编军团紧随其后打接应，负责殿后的是作战经验丰富的红五军团，中央和军委两个直属纵队在中间，“坐的是‘五个人’抬的‘轿子’”。换言之，五个抬“轿子”军团的军事行动目的，不是完全为了消灭围追堵截的敌人，而是受制于坐“轿子”的中央和军委两个纵队的安危。为此，时人与后人对中央红军转移起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称：成甬道式前进。

    中央红军由于不是积极的战略转移，而是搬家式的退却与逃跑，所以最高领导“三人团”不是把各主力部队扩大，而是在扩大新兵团的同时，又扩大了直属队。“每一个军团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有八百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军委纵队更吓人，约三万人的庞大机关，还要部队掩护。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所以就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可以想见，像这样的战略转移，不仅做不到兵贵神速，而且一天最多走二十里路，有时甚至连十里路都走不了，加之红军走的是崎岖的山路，敌人却利用公路运兵，结果，贻误战机、被动挨打就变成了红军转移中的家常便饭，这怎么能提高部队的作战情绪呢？

    真不容易啊！老天爷终于有了喜庆的面色，那久违了的太阳也不时地穿云破雾露一下脸，向云雾中的大山射出一缕缕橘色的光芒，把表情凝重的苍山梳妆一番，向人间展现一下它那被称之为五花季节的尊容。正当这些红军指战员怀着异样的情感，向着这些稔熟的山影默默告别的时候，忽然身后传来疾驰的马蹄声，惊得无精打采的指战员下意识地转过身来，循声沿着山路向远处望去。

    只见行进在羊肠小道上的红军指战员下意识地闪在一边，一个个惊愕地望着疾驰而来的三匹战马，生怕被马踩着似的向后边闪着、闪着，就是被战马踏起的泥水溅了一身，甚至是一脸，都顾不上擦一把，用心地看着这三位骑马人：打头的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红军指挥员，他那件在根据地难以一见的雨衣，还有他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眼镜，引起了行军中的指战员的好奇；位居中间的是一位身高马大的外国人，他的高鼻子、蓝眼睛，把指战员们惊呆了，甚至连第三位骑马者的形象都没看清楚，似乎只有他胸前那飘逸的美髯还留下些印象。等到他们三人骑马远去之后，他们才想起议论：这三个人是谁呢？

    他们就是红军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和周恩来。

    在博古、李德的心目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他们不仅有充足的弹药和兵员，而且还有飞机和大炮，这对红军来说，恰恰都是难以抵御的客观条件。自然，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博古与李德等人都认为：西南诸省地势闭塞，政治、经济、文化均较内地落后，各地方实力派的部队实力较差是正常的。而且，红六军团仅以九千余人突围向西转移“探路”，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与红三军会师的目的。这就更足以证明敌人在粤、湘、桂、黔的地方部队是何等的差！另外，红军自渡于都河突围转移以来，前后用了不到一个月，与粤军和湘军在赣粤边没有打几个像样的战役，就突破了敌人两道封锁线，进入湘南之后，又大踏步地奔向潇水东岸。照此前进，不要多少时间，就会沿着萧克西行的路线到达湘黔交界，与红六军团、红三军胜利会师，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就会建立起来。因此，他们在战略转移的初期乐观还是多于悲观的。换言之，博古与李德等人认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正确的！

    另外，在李德的心中还有一块为他人所不知的病，那就是在他进入中央苏区的前后，蒋介石请了一位德国军事专家，为他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碉堡公路推进战略；而李德却为中央红军制定了分兵把守、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反“围剿”战略。因此，当时有人说，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实际上是由两个德国人在指挥，结果，是为蒋介石做顾问的德国人打败了为中央红军当顾问的德国人。对此，李德的心中很不是个滋味。眼下，他认为红军突围不仅打破了蒋氏德国顾问碉堡公路推进的战略，而且还相继突破了两道封锁线，故而他还有着其他人所没有的欣喜。因此，他更加坚定地认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正确的。

    周恩来是个极其实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的心目中，姑且不论他不完全赞成第五次反“围剿”的路线，就说他对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初期所取得的胜利，也有着与博古、李德不同的看法。在他的心目中，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实出蒋介石以及多数地方实力派意料之外，无论是蒋介石调兵遣将，还是粤系陈济棠、湘军何键等所部都难以迅速到位，对红军形成更大的追堵态势；再者，他清楚陈济棠为保全自己的实力，在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的时候，他们还是有意践行部分诺言的。因此，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的顺利，丝毫未抹去他心头的阴影。

    另外，周恩来看到中央红军主力兵团都变成了掩护部队，不仅不能选择道路，控制要点，把敌人压迫到不利的道路上去，相反，我们走的是山路小道，敌人走的是公路，一旦敌人完全知道了中央红军的转移目的，那红军就必然会转为被动挨打的局面。到那时，越来越多的伤员的安置就成了一个无法背的大包袱。所以红军大队人马越是向前走，他心里的负担就越重。

    中央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之后，先头部队已经探明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置在郴州、宜章之间。红军欲要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一是必须抢占左路的制高点九峰山，二是一定要攻占宜章县城。为此，最高领导“三人团”在听取了总司令朱德等同志的意见之后，决定由红一军团抢占左路的制高点九峰山，由红三军团突袭宜章城。并于十一月七日发布红军各军团通过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一线的命令：“三、八军团的右翼队经过宜章以北通过”，“一、九军团的左翼队则经宜章以南通过”，“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五军团由当时情况而定”。经过缜密的部署，遂又于翌日——八日发布在良田、宜章间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命令：“军委决定三军团于良田、宜章间突破封锁线，其先头师约于十号可前出到宜章地域。一军团应监视九峰、乐昌之敌，并迅速于宜章、坪石之间突破封锁线，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五、八军团在三军团后跟进，九军团于一军团后跟进。”但是，由于红一军团长林彪起初不执行抢占九峰山的命令，在相对时间中贻误了战机。因此，红三军团能否按时攻占宜章县城则成了关键。正当最高“三人团”为此焦虑不安的时候，红三军团电告：于十一日拂晓不战而取宜章县城。最高“三人团”闻报先是震愕，继之是惊喜，最后打马赶往宜章。

    这就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沿着山道小路骑马疾驰的原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