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共同寻找黛莉

    怎么办？自抗战胜利后，赵廷雅、赵廷英以及所有赵氏宗族成员，他们逆势而为，饱受唾骂，深感无可辩解。阎锡山不待见他们，国民党惩处汉奸，而共产党这厢，正在倚重各路军事力量，大举夺取全国政权。无论怎么说，好事儿都轮不到这家人头上。

    一句话，赵家处境艰辛，阎锡山、国民党、共产党，都不会帮衬这一家族。

    黛莉太难了。眼看着上海不能生活，北京难以为继，全家竟无立锥之地。于是，赵家上百口亲友，向着东南西北11个省市，四面八方奔散而去。

    黛莉带着小赵健，凄凄惶惶。

    思来想去，总要依靠两只手，劳动工作度光阴。上海伤心地，北京谋生难，太原不能待，西安怎么样？黛莉决定重新投奔大慈大悲的西安堂姐赵菊生。自那年暂住西安，生育小女，黛莉与堂姐情义深厚。

    1950年春，黛莉拉扯着小赵健，投奔西安而去。

    一见堂姐菊生，二人悲从中来，相拥而泣。唔，茕哀苦独，形影孤凄，幼儿寡母，最是可怜。赵菊生一边安抚堂妹，一边拜托各位山西老乡，要为黛莉母女奔走一个饭碗。

    说来颇为奇特。堂姐赵菊生久居西安，人事较熟，居然找到了一位重量级老乡一中共早期大树特树的工业劳模赵占魁。说来话长，这位老英模系山西定襄人，抗战中在延安兵工厂搞铸造，一个心眼踏实苦干，为人憨厚朴实。当初，蒋介石号令围攻陕甘宁边区，中共猛将贺龙身为边区联防总司令，特命所属温家沟兵工厂，紧急制造十万颗手榴弹，装备部队御敌。未料兵工厂工会干部狄德建等人，突然提出工人待遇问题，并反对十小时工作制，说不好就要罢工。狄等要求延安军政当局给予工人以相应补偿，构成中共局部执政时期首次工人怠工事件。这还得了！贺龙差一点儿就要枪毙狄德建了。延安军政一面严惩狄等毫不留情，一面在工人中树立典型模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榜样力量解决复工难题。延安《解放日报》热烈地报道了山西籍好工人赵占魁踏实肯干的事迹。毛泽东当即将这一典型放置到一个战略性高度予以推广。农村学习吴满有，工厂学习赵占魁，太行学习李顺达，军队学习张思德，干部学习白求恩。后来，又加上青年学习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少年学习刘文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最著名者当然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总之，要以典型带一般，把人民话语集中起来，把人民思想统一起来，把人民行动组织起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要树立一个或几个乃至多个光辉榜样，推广为普通群众跟党走的新坐标和参照系。要说总体效果，当然很好，那不是一般好，而是非常好，特别好。

    这一次大敌当前，毛泽东关于学习赵占魁的指示，相当坚决，不留余地。当时，毛泽东看了《解放日报》报道后，亲自给中央职委书记邓发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你们说，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要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和生产单位去。”从此，一场“学习赵占魁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49年后，赵占魁毫无疑问地成为全国首批劳动模范，并以西北工人代表身份，参加了首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历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0年，赵占魁荣任西北总工会和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实职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直到六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华全国总工会评选六十位“新中国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借此助推大型国庆纪念活动，赵占魁依然荣列其中。

    赵占魁生于1896年，逝世于197年8月6日。那么，这面老资格的“工人旗帜”，与黛莉母女之命运有甚关系？

    赵占魁的事迹，当年在西北党政军以及社会各界家喻户晓。但是，人们只知道他不辞劳苦为党工作的一面，却较少知道，他原本出徒于山西民族资本家早期企业，先在山西兵工厂所属铜圆厂学习翻砂铸造，技术日趋成熟，又在同蒲铁路介休工段做工三年，其文化背景正是民间传统的忠厚信义，所接受的训练又属干尊师如父理念，常与一些山西资本家打交道。说起来，那时候，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很好，是相当愉快和谐的。

    198年，日军侵占山西同蒲铁路，赵占魁逃亡下岗，一直走到延安来。如今，赵占魁既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局担任实际职务，那么，山西老乡赵菊生，并不费太大工夫，便辗转相托，很快与赵占魁及其家人建立了同乡互动联系。于是，西北劳动局副局长赵占魁，热情地介绍小老乡赵黛莉，到西北劳动局机关上班，做了一名会计，而且待遇不低。其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难处。

    让我们整理一下思路：赵占魁来到延安时，已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人，他实在算不上一名激进的革命斗士，只是遵循厂规，忠厚待人，靠一身技术立足，重在养家糊口，后来做了官员，眼见得山西小老乡有困难，孤儿寡母，他不会见死不救。一种古老的传统义理，久存心底，很自然地发挥作用，能帮人时，尽量相帮。据赵健回忆，直到近些年，母亲与赵占魁亲属仍有相互来往，母亲一生都非常感谢赵叔一家人。

    这简直有点儿“阶级斗争熄灭论”了。是的，所谓阶级斗争，在中国民间社会里，并非时时刻刻呈现着尖锐状态。倘若时时尖锐难当，试问礼仪邦国何在？传统善德何在？仁者爱人何在？济贫扶困何在？两大阶级殊死斗争千百年，缺失了和谐，这学说倒是真正匪夷所思的。

    黛莉就这样参加了共产党革命工作。她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大院里，上班去劳动局，下班孤身一人，带着一个小女孩，和那些刚刚打下江山的工农革命家们一道，学文件、吃食堂，竟也有过一段快乐时光。遗憾的是，这位富家小姐，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共党组织任何训练，也毫不熟悉党组织周边早已集体化、苦难化的火热斗争生活，她的存在，显得十分另类。比如，革命女同志常常穿着队伍里发下来的灰色服装，或旧军衣或“列宁装”，裤腿肥大，布质粗糙，形式单一，有人腰扎武装带，有人带着小手枪，而黛莉却常常把旗袍穿了起来，乃至髙跟皮鞋、长筒丝袜、彩色发带等，时在解放区晴朗的天空下亮相。这不是资产阶级，又是什么阶级？加上她那复杂多事的家庭背景，还有她流落南北曾经从业于国统区的人生经历，这一切，简直令革命者无法接受，尤其不能被革命女战士们那战斗型审美观所容忍。如果不是老前辈赵占魁介绍来的，如果不是有这位“英雄老乡”罩护着，恐怕她早就被列入敌人阵营中去了，至少，也打你个“国民党特务嫌疑”。

    到了1954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黛莉先后任职于陕西省劳动局、西安交通大学、省交通厅下属汽车配件公司等单位。

    黛莉仍做会计工作，但人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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