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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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没有几天，常兰就感到头疼，因为有些事有些人，就是让她头疼，尤其是那些把诉状递给院长，院长把诉状转给朱建华，朱建华把诉状转给自己的那些个原告。尤其尤其就是钱大刚的案子，钱大刚本人、钱大刚的老婆及钱大刚的老婆身边的那一大群人，那一大群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女人。每次常兰早上上班都能同这一群人相遇，每次相遇时这群人对常兰都指指点点。常兰虽不能听明白她们讲的是什么，但猜也能猜出来，她们没讲好话。

    常言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到了常兰这里，感觉的就是铜棒铁棒，都不如老百姓的指头棒。开始这一群是在离她距离较远的地方指指点点，后来在擦肩而过时，仍骂声不绝，常兰每次被骂之后都为这一群人开脱。在常兰看来，是自己得罪了她们，说得罪也不完全恰当，应该说是自己剥夺了她们的权利，法律赋于她们的诉权。而自己又为何做这样的恶人呢？是源于对权力的尊崇。尽管这权力的意志同法律原则、法律精神、甚至法律条文相违背。

    法律人以法律的名誉坐在法院的办公室干着违法的事，这就是常兰的自画像。

    常兰想的多了，不但没有解脱，反倒越想越痛苦。今天她又近距离的被“指头棒”们鞭挞了一顿，到了办公室就觉得房间太小，小的不能接收她呼出来的怨气。为了逃避当事人的围堵，常兰干脆在早上签完到后连政治学习都不参加，就躲回住处。她一个人呆在宿舍里的时候就想，为什么办公室不隔上一个护栏？如果有护栏隔着，当事人想骂就骂去吧，可这护栏是想象中的，现实并不存在，当事人一推门就是她的座位。她甚至经常感到很紧张，常兰背对着门，怕有人推门直接从后面攻击她。

    朱建华有时打她的手机，问她在哪，她说怕钱大刚来找她立案，她躲在房子里，朱建华说躲一躲也对。不想给人立案就躲在房子里不出来，但说服于建华撤诉需要面对面，说服李凤英不起诉也要面对面，躲是不可能躲出预期效果的。常兰还是要硬着头皮去说。于建华就是不撤诉，不但不撤诉，还隔三差五的找上门来，问什么时候开庭。常兰被压的喘不过气来。常兰开始往坏处想，因为，如果有人跑到政法委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告上自己一状，那责任肯定由自己来承担违法后果，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可时间一久，常兰每天都被当事人纠缠着穷于应付，她反到是忘了这个可怕的噱头。她每天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穷于应付，忙于躲避，有点找不到北了。

    于建华找到了孙耀先，孙耀先得知情况后很恼火。于建华走了，孙耀先忽然想到了办法：不管朱建华这么说，这排期的工作应该是常兰做的，就打电话把常兰叫到办公室，问：

    “于建华的案子为什么还不开庭？”

    “正在准备排期。”常兰说。

    其实，常兰是在撒谎，案子立与不立由朱建华来定夺，开不开庭也是朱建华说了算。朱建华一直在让撤诉，哪有什么开庭这一说呀。不过常兰的谎言背后也有一定的道理，再过说，如果于建华就是死扛着不撤诉，那时也该排期开庭了。

    孙耀先说：

    “于建华的案子我很清楚，李凤英夫妻把于建华夫妇打了，水利局纪检部门做出了决定，要求李凤英夫妇向于建华夫妇赔礼道歉，同时赔偿五千元，决定下了之后，李凤英不接受处罚，不赔偿这五千块钱。他们纪检委书记特地到我办公室来，要求我们法院强制执行。我跟他说，水利局纪检部门的决定没有强制执行力，于建华夫妇想拿到这五千块钱，必须到法院起诉。”

    “不要搞什么能拖就拖，能压就压，能不立就不立，法院就是老百姓打官司的地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就要立。”孙耀先说。

    常兰知道，如果符合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就要立，李凤英的案子可以立，刘正华的案子可以立，钱大刚的案子可以立，令她头痛的案子都可以立，她根本就不会把工作做得千难万难，天天的像老鼠躲猫一样躲着当事人，把自己搞的身心疲惫灰头土脸，但孙耀先送来的橄榄枝她不敢接，也不敢顺着孙耀先的思路往下缕。如果按着孙耀先说的做了，朱建华会怎么说怎么做？朱建国怎么说怎么做？自己得罪了一个孙耀先，都经常被修理过来修理过去，如果再得罪了朱建国和朱建华，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那真的没法活了。再说，在常兰看来，书记为大，书记不让做的事情，还是观察一段时间在说吧。毕竟，书记还扛着一面人文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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