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劲地喊冤,声称是常璩自作主张,他自己可是坚决推辞。
司马兴男将信将疑,她道:
“常璩此人,我看着就心生厌恶,不可使他留在幕府,且将他送往建康为官。”
作为桓温的参军,常璩自然是跟随他离开了蜀中。
桓温忙不迭地答应下来,只要能够度过这一关,什么都好说。
当天,桓温便唤来常璩,提出要上表朝廷,放他入朝为官。 常璩作为汉臣之时,就心向晋室,如今得知能够前往自己向往的建康,欣喜不已,他一口应下,于次日乘船东出。
见桓温放逐了常璩,司马兴男这才消了气,又记挂起了远在成都的桓熙,没少拿这事数落桓温。
初秋时节,蜀中传来捷报,桓熙平定叛乱,益州就此安宁,桓温为之大喜,而建康诸公得知消息,如丧考妣。
在伐蜀的始末为世人所知后,桓熙雏凤之名越发响亮。
一个桓温就已经让公卿们头疼,而桓熙之才,只怕不下其父,一想到将来要受制于桓家父子,谁又能够笑得出来。
而与桓家联姻的谢氏,若不是豫州刺史谢尚曾为会稽王友,是司马昱的心腹,只怕朝廷就要出手打击陈郡谢氏,分其权力。
只是等将来谢尚亡故,将由谁来接替其职,还是会有一场风波。
桓熙对于荆、扬纠纷置若罔闻,他在一心治理蜀地。
入蜀之前,袁乔就向桓温指出,益州富饶,诸葛武侯以一州之地,能够抗衡中夏。
而桓熙也曾建议桓温,取蜀中财富,用于北伐。
但在李寿、李势父子多年的竭泽而渔之下,此时的益州,比之蜀汉末年的状况,犹有过之。
蜀汉末年,益州疲敝,在无法增加租税的情况下,只得不断加铸小钱,面值不变,但含铜量却是一降再降。
先主刘备在府库空虚时所铸的直百五铢,其重量从最初的8-9克,到武侯北伐期间的2-3克,而蜀汉晚期更是相继减为1.4克、1克、0.6克,直至亡国前,一枚直百五铢仅为0.4克。
当然,这终究比不过孙权对民众敲骨吸髓的大泉一千、大泉二千、甚至是大泉五千。
所谓大泉一千,仅一枚,虚值就高达一千枚五铢钱,但其实际价值仅为3.2枚五铢钱。
李寿入主益州之后,由于与晋室连年交战,加之其人穷奢极欲,财政无以为继,只能效仿旧制,改铸小钱。
这也造成了如今益州经济上的烂摊子。
现在的益州,所流通的正是李寿在汉兴元年所铸的汉兴钱,其重仅为1克。
虽然汉兴钱开创了年号钱的先河,但随着成汉覆灭,这种钱币自然要退出历史舞台。
东晋的币制同样混乱不堪,早在西晋之时,朝廷就以曹魏旧钱通行,而不另铸新币。
到了东晋,依旧没有统一的币制,各地大行私铸之风,其中尤以王敦麾下参军沈充所铸的沈郎钱最为知名。
但地方私铸货币,标准不一,难免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
如今桓熙治蜀,自然打算另铸新币。
他召集匠人,在成都城外修建造铸币厂,铸造五铢钱。
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九月十四,第一批新钱出炉,桓熙与定西幕府长史郗超一同前往铸币厂视察。
铸币小吏为桓熙奉上一千枚新钱,虽然此前已经称过了重量,但他还是提心吊胆。
桓熙有言在先,每一千文,需重四斤二两,若是出了差错,便要将他治罪。
“府君,这里正是新出炉的一千枚新钱,还请府君细数。”
桓熙闻言颔首,当即让随他前来的小吏上前清点,不久,小吏回禀道:
“府君,正是千枚,不多不少。”
“称重吧。”
桓熙吩咐道。
小吏应诺一声,当即为新钱称重,郗超凑上前去察看,回头笑道:
“主公,确实是四斤二两,分毫不差。”
铸币小吏不禁松了口气,桓熙夸赞道:
“你做得很好,我不会吝惜赏赐。”
小吏大喜,连忙谢恩。
桓熙摸出其中一枚,钱上刻着永和二字,永和既是当今天子的年号,也是新币的名字,即为永和五铢。
自桓熙验收过后,城外的铸币厂日夜赶工。
当永和五铢被大量生产之后,桓熙终于颁布政令,废除成汉旧币汉兴钱,在蜀地专以永和五铢通行。
同时在各县开设兑换处,供民众以旧币的实际价值兑取新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