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笔若神佑……
虽然按照朝廷惯例,金榜高中的外放官员回京后,一般都会召试学士院,授予馆阁之职,但韩琦毕竟是丁忧后回京,如果没有吕夷简的慧眼相识和提携,韩琦至少在当时是不可能在帝国士子多如过江之鲫的情况下,得到召试学士院这个机会的,这一点,韩琦在他的《谢直集贤院启》中亦有提及,大意是他简单编辑了几篇自己写的小诗文,没想到却得到了宰执的赏识,给了自己去学士院应对的机会。尽管这是韩琦自谦之辞,但却说明了前因,要知道,集贤院作为大宋王朝三馆秘阁之一,它的工作就是典掌皇家图书馆府,编书、校书、读书,这里可是帝国储养名流贤俊、以备咨询、访问的地方。年青的韩琦甫归京师就得到令人羡慕、又前途无限的三馆清流职务,如果没有吕宰相的赏识,的确是不可想象的(呵呵,韩琦这是接受了吕夷简的笼络吗?)。
韩琦进入了集贤院,尽管当时的韩琦没有、也不可能做出任何显要政绩,但是,他的同僚们却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在自己潜意识中,对这位气质优雅、风度沉稳的年青人,总有一种他将来会成为国家栋梁的强烈感觉。
也许,是韩琦举手投足之间给人的印象太庄重了吧?关于这一点,宋王岩叟在他的《韩魏公别录》中曾记载过这样一则故事:当时京城有个李都尉,很喜欢延揽士大夫,附庸风雅,常请一些文人聚会,搞点儿声色犬马的娱乐活动,有宋一朝重文轻武的风尚影响极深,文人社会地位很受世人看重,尤其是那些进入了仕途的文人。这李都尉愿意大把花钱,结交文士,有吃有喝的聚会谁会不愿意去?一时间京城里得到邀请的三馆清流无不前往,唯独韩琦,正当风华年少之时,却一次都不参与,李都尉曾经几次邀请都被韩琦拒绝。同僚中有人想强把韩琦拉开过去,韩琦正色说:我是想去,但可惜,我还没有象诸位这样的名望。
我们今天无法猜出韩琦当时拒绝参与这种活动,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如果论名望,韩琦是甲科亚元,这名份足以让众多清流士子相形见拙了,那么,韩琦拒绝参与的惟一解释,就只能是韩琦此人性格的使然了。
身入馆职的韩琦尽管很年青,但和他常相交往的却都是当世一时的名士俊杰,尤其和他一同召试学士院的石曼卿。
石曼卿,字延年。《宋史》说他“为人跌宕任气节,读书通大略,为文劲健,于诗最工而善书,与人论天下事,是非无不当。”尤其在宋王朝一代文学大家欧阳修的眼里,石曼卿更是“磊落奇才,气貌雄伟,饮酒过人,知名当世”。
石曼卿同学落拓豪放,这样的性格,和同僚相处之间,自然多有不乏善意的戏谑,但石曼卿惟独对韩琦从来不敢轻慢,每次相见总是称韩琦为“韩家”,这种称呼,是当时人们面对自己所尊敬的官员时候才用的称呼。
韩琦和石曼卿的交往,虽然在现有史料中没有多少记载,但毋容置疑,韩琦后来在国家边陲危急之时,以文人之身赴西陲御边,并且在战争中展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应当和石曼卿对他的影响,及韩琦从那时起就对帝国边患多少有所警惕不无关系。
石曼卿,是在帝国一派承平之际最先居安思危、敏锐嗅到战争气息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石曼卿曾几次上书朝廷,指出帝国已经承平日久,天下不识战者30余年,请求朝廷早日加强辽(契丹)及西夏的边备。但可惜,石曼卿这极具战略眼光的奏议,并没能引起朝廷的重视。
在韩琦的军事思想中,另一个对他颇具影响的人应当是韩琦的姐夫高志宁。高志宁,字宗儒。在韩琦撰写的《故卫卿致仕高公墓志铭》中,这是一个多少带有了神秘传奇色彩的人物。
高志宁从小沉敏,记忆力惊人,不到弱冠之年便已精通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尤其对《周易》有着深刻见解。据韩琦《故卫卿致仕高公墓志铭》中记述:有一次高志宁身染沉疴,几近危急,昏昏沉沉中忽然梦见一位神人出现,并向他传授用兵的谋略,沉疴竟奇迹般痊愈了。高志宁醒来后,遍阅诸家兵法,竟然象早就熟读过一样,尽得用兵谋略奥妙。由此,高志宁更读子史阴阳谶纬之书,研究古今治乱成败的例子,立志成为一代建功立业的名将。当时真宗皇帝为了给国家网罗更多的人才,下诏恢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六个科目考试,高志宁参加“洞明韬略运筹决胜”科考试,并以一篇《平燕策》深获真宗赏识。
然而,历史没有给高志宁提供让他一展雄才大略的舞台,自北宋王朝和辽国签定“澶渊盟约”之后,两国不再兵戎相见,高志宁这位胸怀大志、深具兵战伐谋的一代良将,只能面对帝国一派升平景象,扼腕长叹,梦碎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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