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最为具体的体现。所谓仰不愧天,俯不愧地,爱民忠君。韩琦以他士大夫杰出的品质,在中国浩瀚历史长河中,诠释了“民为重”的真谛。
纵观韩琦50年仕途岁月,自始至终,黎民百姓的疾苦始终都在他的关注之中。无论是他监左藏库时上书请求废除受灾州郡灾年欠下的贡赋,来年必须补交的制度;还是任开封府推官时依法刑名、一丝不苟;无论是他赴四川赈灾、西夏抗敌;还是此后出任地方长官,乃至最后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其一切想民、一切为民的爱民思想,始终贯穿如一。
韩琦监左藏库时,开封府下辖的京畿州县,按惯例每年要承担600万石军马粮草,无论丰稔歉收,这个数额从来不变。韩琦认为这种不顾天灾、竭泽取之于民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于是上书朝廷:“诸县盖有灾伤者,岂可概令认数为奏?”尽管此后朝廷没有接受韩琦要按实际年景征收的建议,但却将开封9县每年600万的数额减少了200万。
韩琦任开封府推官时,陈留(今开封东南)、雍丘(今杞县)等7个县境,是皇家划定的田猎禁地。尽管仁宗皇帝已经很久没有来这里放马打猎了,但这7县的官府仍然按惯例,每月派人到此巡视,赶鸭撵狗。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开封府历任官员并非不知如此做法纯属困扰百姓,但却从来没有人说过什么,唯独韩琦为此向仁宗上书:“陛下畋游之事废之已久,蒐狝之地,共之斯众,岂容奸吏未革侵牟?愿申严禁止之!”
毫无疑问,如果韩琦继续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干下去,以韩琦的公正无私、竞竞业业,那么今天中国戏剧舞台上忠正刚直、为民请命、不畏权贵、深受百姓爱戴的“龙图”光辉形象中,很可能除了一个“包公”之外,还会有一个“韩公”。
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斯,历史注定韩琦一生的政治舞台不在开封府,而在帝国更广阔的背景之下,他注定要成为大宋帝国一根擎天巨柱。君方赖我如手足,民方望我如父兄,韩琦必须毕其浩浩之功于社稷。
就在韩琦调任开封府推官不久,帝国西北边陲,西夏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元昊,也正为华夏版图上又一次“三国鼎立”做着精心的准备。
我们且把时间倒回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也就是大宋帝国和北方辽国(契丹)签定“澶渊之盟”那一年。
那一年,割剧大宋帝国西北,“银白肚子金**,取姓嵬名俊裔传”的党项族首领赵(李)德明,其妻卫慕氏生下了一个男孩儿,赵德明为这个孩子取名“元昊”,小字“嵬理”。
西北大漠强劲的朔风和炽热阳光,似乎对这个孩子格外的关照,这位比大宋帝国未来一代名相韩琦大4岁、后来被西平王赵德明立为太子的元昊,在马背上出落的英挺俊美、身健肢强。史书记载,年青的元昊很喜欢穿长袖衫,总是一袭白衣胜雪,头戴黑冠,身佩弓矢,隐隐透出一股王者之气。
凭心而论,这位未来西夏帝国的杰出缔造者,绝非象某些持有偏见的史书记载的那样,是一位嗜杀成性、残忍冷酷的枭雄,真实的元昊是一个既擅长绘画、懂浮图经义、又对《野战歌》《太乙金鉴诀》等兵书及蕃、汉文字都颇为精通的文武全才。之所以说他嗜杀成性,那只能是对这位杰出军事家在和宋王朝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获胜而无可奈何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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