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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皇帝这个近乎儿戏的瞎指挥,遭到了兼知延州的范仲淹反对,范仲淹认为,不根据战场具体形势,只按官位尊卑作战,只能是自取败亡。范仲淹在延州亲眼目睹了边陲情况,这在他写的《渔家傲秋思》一词里多少有所体现: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就是当时范仲淹看到的前线情景,范仲淹根据具体情况,把军队分成6队,每队3000人,而后根据敌军多寡轮番出战。范氏这个用兵办法,一时间各路宋军都纷纷仿效。
在泾原前线的韩琦,也不赞成宋仁宗按官位尊卑作战的设想,但韩琦却没有象范仲淹那样,把仁宗皇帝如此有“智慧”的设想直斥为“取败之道”,而是上书仁宗,有理有据指出宋军作战时存在的弊端,汇报了自已采取的整改措施:
沿边总管、钤辖之下,尚有众多指挥和使臣,每次作战都是临时分领兵马,将领、士兵没有经过磨合训练,其结果是将领不知道士兵勇怯,士兵不服将领的威信,以致屡遭败绩。近来已从诸班中选了一批武艺优良者,分别委任以寨主、监押之职,但这仅仅是聚于一城之中,未能各尽其用。因此,希望陕西都总管司来统一分配这些人:鄜延路15员、环庆、泾原、秦凤路各10员,为逐路教押军阵,分逐州禁军由其率领,根据士兵训练程度、战斗胜负,施行重赏重罚,如此一来,士兵们是勇是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又有赏罚条令驱动,必然会各思奋身,亦避免了主将总是挑选勇敢之士做自己护卫的弊端。
自古临敌取胜,必须要有战斗力强的奇兵(预备部队),如果一窝蜂并力出战,势必所向皆溃。士兵中并非没有出类拔萃的勇敢者,关键在于这些人都分散在了各个指挥,现每个指挥所辖不过二、三十个人,与士兵混在一处,御敌之际不能形成坚强的战斗力,反而受怯懦者牵累,虽想挺身奋战,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乞陛下委臣与范仲淹、庞籍等,分别就各路屯驻、驻泊的当地禁军及士兵、厢兵中,挑选勇力过人、能在战马上使用刀、枪、槊、铁鞭、铁锏、棍棒等兵器者,以每500人为限,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各设两指挥,本路土兵一指挥,屯驻、驻泊兵士一指挥,鄜延路屯延州、鄜州,环庆路屯环州、庆州,泾原路屯泾州、镇戎军,秦凤路并屯秦州……
韩琦这个设想,是在战斗部队之外,另设一支战斗力更强的骑兵部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支特种部队,这在茫茫大漠、夏军又多为骑兵的西北战场,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对策。
此时,韩琦以全族性命保举的范仲淹,也在延州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并收到明显效果,宋军收复了金明寨等延州屏障。并在一系列小战事中扭转了战则不胜的局面,时不时打上一两个小胜仗,使得夏军从此不敢轻视延州。夏军士兵相互告诫:不好再打延州的主意了,今日小范老子(仲淹)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可不象大范老子(范雍)那样好欺负。
就在韩琦、范仲淹呕心沥血、苦心经营西北边陲的时候,仁宗皇帝也得到了一个让他深感安慰的消息——出使契丹的郭稹带回可靠情报:目前契丹没有联合西夏、觊觎中原的迹象。
郭稹出使契丹,负有两项使命:一是向契丹通报帝国西北用兵一事;另一个,就是侦察契丹有没有配合、援助西夏迹象。仁宗皇帝最担心的,就是北方契丹乘宋军忙于西北的时候横插一脚,一旦如此,那帝国势必将面临两面作战。
似乎汉民族自诞生之日起,这个略显柔弱的民族,每每在和所谓“夷狄”打交道时,总是热衷于在精神和嘴巴上去战胜每一个对手,而且还深得上天庇佑,总是胜的时候多,败的时候少,把汉民族在军事上的失利,从精神和嘴巴上拚了命地完全找回来。往大里说,这些人是维护了国家尊严,但往小里说,这些人则不过是一能说会道的辩客而已。从春秋战国的苏秦、张仪、晏子、蔺相如辈,乃至更前、更后的辩客,这些人在中国浩瀚的历史大书上,无数次写下了汉民族精神胜利和嘴巴胜利的记载,而这次大宋派去契丹的使臣郭稹,又为这些记载添了精彩一笔:
郭稹使辽,辽主盛情款待,并邀请郭稹一同观看狩猎,且出于礼貌请郭稹也射上几箭。
也许辽国皇帝是想看看大宋使臣究竟有什么样的气势?反正郭稹当时一定是这样想的。于是,郭稹把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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