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九;覃恩信。朝廷诏敕要坚守信用。
十;重命令。朝廷必须令出则行。
范仲淹条陈的十事,其中很多内容和韩琦当初所上《救弊八条》内容都很相近,尤其是“明黜陟、抑侥幸”两条,两人实在都是击中了宋王朝当时弊政的要害。
继范仲淹条陈十事之后,富弼也向仁宗皇帝上了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
庆历三年十月,新政中的“择官长”一项首先实施。
范、富二人意见一致,主张选派得力官员按察地方官吏:
今内外官员虽多,但和陛下共同治理国家的重要官员,却是各个州县的主官,以往这些州县官员的任用都是不经任何选择,那些没有真材实学的人;贪婪昏庸的人;年老糊涂的人,全都按照朝廷惯例迁转,这其中,能真正为国为民的官员百无一二,国家任用这样的官员,造成赋税不均,狱讼不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老百姓控告无门,这样的情况,老百姓要是不想造反那才是怪事。而要想改变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为国为民的州县官员,而要想选出这样的官员,就下诏命给二府,全部重新选拔各路的转运使(统称某路诸州水陆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荐贤能职责,后转运使职责扩大,已成一路最高行政长官),转运使选出后,即命他们各自选派知州,知州选出后,即命各州自己委派各个知县,这样,凡不称职的人就奏请罢免。各地官员选出后,不要调来调去,就让他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有做出成绩的官员可以升擢提拔,这样则官修政举,朝廷只需制定治国方针,负起领导责任,予这些官员以鼓励,则国家兴旺指日可待。
此后,根据范仲淹所陈十事,仁宗皇帝下诏,除了恢复府兵制这一条外,其余的各条都陆续颁布实施,并很快按照富弼的举荐,向数路军、州委派了考察官吏的转运按察使,亦今天戏剧舞台上总是代表正义的所谓“八府巡按”。
世界上任何事物,从它开始诞生的那一刻起,也就意味着是它死亡的开始。北宋王朝的庆历新政,同样也逃脱不了这个铁一般的规律。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导致新政走向失败的第一个信号,却是来自陕西。
宋仁宗庆历三年四月,当韩琦、范仲淹奉命从陕西调任中央内阁的时候,接任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的人,是素以为人峻刻而著称的郑戬。
郑戬和范仲淹是连襟,其性格也和范仲淹有些相似,嫉恶如仇、刚正梗直,不畏权贵,但是却少了几分范仲淹“士”的风度。
当年郑戬权知开封府,发生了一件属下私藏**的案子,事情牵连到了宰相吕夷简、知枢密院盛度和参知政事程琳等一批政府大员。如果是一般官员处理这个案子,既然牵扯到了这么多的权贵大臣,很可能便会把事情压下来,或悄悄处理了事,但郑戬却居然下令拘捕了吕夷简的两个儿子吕公绰和吕公弼,并穷治其事。最后,御史中丞孔道辅、天章阁待制庞籍等十多人,也因为受到这一案件的牵连受到了处罚。可以说,郑戬谌称北宋王朝最不畏权贵、不徇私情之人,甚或说是一代正直的“酷吏”,是千真万确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真正的“郑青天”,而绝非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包公”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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