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富弼还陷在“废立”的阴谋之中,这位新政大员越发感到惶恐不安。
很难说此时的仁宗皇帝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是真的担心辽国攻夏只是个幌子?还是宋仁宗想平静地结束这场由他一手发起、但却没有看到什么实效的改革?抑或,是出于一种对富弼政治上的保护?再或者,是另有更加深刻的原因?因此,宋仁宗在不久后垂拱殿的一次朝会上,用颇为肯定的口气说:“契丹主受礼云州,将袭我河东,两府宜加强戒备。”
如果富弼此时不是深陷“废立”阴谋,那他自然会就此提出自己的见解。但现在,富弼却宁愿相信这是仁宗皇帝暗示他离京的千载难逢机会。于是,富弼抓住这个时机,上书仁宗,请求离京去备御河北。
宋仁宗,同样批准了富弼的请求,让他以枢密副使宣抚河北。
范仲淹走了。
富弼也走了。
至此,随着庆历新政两员主要大将的离京,大宋王朝昙花一现的吏治改革终于陷入停顿。与此同时,朝廷中几乎所有迹象都在表明,大宋王朝的天子,正一步步疏远权贵一时的新政大员们。
宋仁宗庆历四年八月,仁宗皇帝对谏院进行了调整:
以余靖知制诰,仍知谏院。
以原知谏院蔡襄直史馆、同修起居注。
宋仁宗这个调整,表面看起来虽然还是任用了支持改革的余靖,但此时的余靖却正担任出使契丹的回谢使,远在千里之外。
欧阳修走了;蔡襄调离了;余靖不在京城,帝国的谏院此时几乎就是空壳一个。
几千年中国历史,曾经上演过多少次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的悲、喜大剧,咱们的大宋王朝当然也莫能例外。
主持新政的范仲淹、富弼相继离京。
支持新政的杜衍、韩琦,甚少过问新政事务。
谏院中唇枪舌剑的谏官走的走、调的调。这一切的迹象都证明,天子对新政已经不感兴趣了,很可能,还要改回来了。
于是,朝廷中立刻就有人开始指谪新政的过错:
监察御史刘湜上书,指责当初派下去考察各地方官吏的转运使,对州县地方处处指谪,苛束官吏,使地方官员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
监察御史里行(官职名)包拯,批评诸道转运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来,考察部下官员过于烦碎,使人人大伤脑筋,请求仁宗皇帝在南郊祭祀大典赦书中予以约束,凡已经被考察过的官员,如果不是故意犯错的,应当允许其改过自新,等等,等等。
一时间,似乎庆历年实施的新政无一是处。
庆历四年八月,宋仁宗废除新政的第一个行动开始了:
这一天,宋仁宗公开对辅臣下达指示:如果听说各路转运、按察、提点刑狱司,在考察各地官员时太过仔细,务求苛刻,可降敕约束之。
天子这话,对于那些反对新政的朝廷大员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大的福音,于是,中书立刻按宋仁宗的圣意,向各路转运使下达了约束敕书。而随着这道敕书的下达,朝廷毫无疑问是向全天下宣告了新政的失败,也昭示着新政大员呕心沥血、以报天子知遇之恩的努力,就此化做一江秋水,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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