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看下来,你这文章就算经我临阵磨枪调教,最多也就勉强到举人的水平,离进士真是差远了。”
“能有实打实的举人实力,我也很满意了,不试试怎么知道。我这监生都是买来的,说白了原先也就一个中等偏上的秀才水平,能到举人很好了。”
沈树人也不以为意,嬉皮笑脸地打着马虎眼,掩饰自己早已根据《明史.魏藻德传》知道真题这一事实。
在海上这些日子,他一边学文章,一边也静下心来,忽然想明白了一个大问题,进一步坚定了他去考一次科举的决心。
实话实说,沈树人不是为了做更大的官,也不是为了将来“在科班出身的同僚之间,更能融入团队、不遭人冷眼排挤”。
如果只是要升官,买官加立功绝对也够快,考个进士只是锦上添花。
腐儒文人的认同,也不过就剩三四年有效期了,未来是刀把子硬说话就硬气的时代。
他坚持考试的真正原因,是他想到了王莽和赵匡胤的历史教训——为什么历史上汉唐武德充沛?宋朝却怂得一逼?
这里面固然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但一个重要原因,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
汉朝中断,是因为王莽这个“儒家道德楷模”玩了一把禅让、是没有掌握军权的高层贵族政客的和平政变。
所以王莽被推翻之后,汉朝觉得最大的威胁依然不是来自武将,而是来自贵族政治,没必要太提防着武将。
宋朝代周,却是靠的“陈桥兵变”,赵匡胤之前的身份是节度使、禁军将领。再加上宋朝是第一个真正从上到下全面贯彻科举制的朝代,文人士大夫地位空前提高,
士大夫想要打压某个功勋卓著的武臣时,每每都可以拿“太祖皇帝当年也是大周忠臣呐”来恶心人,屡试不爽。
明朝虽然没有宋朝那么严重,但以文制武的问题多多少少也是存在的。
倒不是说防止武将叛乱不对,但关键是很多儒生文科阶级把这个当成了排除异己、抱团结党的工具,那就祸国了。
沈树人是存了将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中原驱除鞑虏的志向的,所以在船上这些天他想明白了:
那些腐儒不就是仗着“历史上从没有儒生窃取最高权力成功过”这种丢人的历史战绩,对着皇帝摇尾乞怜、换取皇帝最放心重用他们么?
但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如果在造反问题上越无能、皇帝就越要重用科举官,那宦官在造反方面更无能,是不是皇帝就更该重用宦官?明朝的宦官干政底层逻辑就是这么来的。
指望依靠让最高统治者相信你威胁低而用你,而不是因为你能力强能做好事而用你,这逻辑本身就很无耻。
那他沈树人偏偏就要破掉儒生两千年来这个性无能的处,让后世历史书明明白白写下:
儒生也是能夺权成功的,皇帝没必要因为儒生特别无能、用着放心、翻不起浪来,而给他们额外优待。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未来世界或许科技进步、连武臣都不重要了,打仗靠科技。那时候,说不定沈树人这一世的操作,能进一步压低那些文科生官僚仗着“我无能”而换取最高统治者信任的操作空间,
防止文科生压过理科生,弄到米国人那样“法学生当总统”的垃圾政体。最终实现“工人阶级领导”的理工科生治国善政。
儒生仗着自己性无能保持了两千年的处,他沈树人破定了,孔子也留不住。
……
带着这份壮怀激烈,海船队渐渐靠近了大陆,秦皇岛也出现在了海平面上。
远远的,已经能看到山海关守军的哨船,迎上来巡查盘问,确认是大明的军粮运输船队后,守军立刻恭敬地引导船队到秦皇岛靠岸。
明末的秦皇岛,实际上已经是个半岛,与陆地之间有淤积的沙洲连接,守军还特地夯实铺设了一条路,便于车马通行。
如此一来,秦皇岛南岸的深水区,就很适合作为港口锚地,货物装卸上岸后,再用牛车拉到山海关的粮仓里。
因为船队规模庞大,装卸交割足足需要好几天时间,码头上民夫不够用,不少山海关守军也被将领们抓来当苦力。
沈树人原本还以为能见到吴三桂,但最后稍微问了一下,得知吴三桂如今还是宁远总兵,驻扎在关外的宁远。山海关这边只有一个监军太监高起潜负责。
这也怪明末关外的各方势力范围变化太快,沈树人读史时稍微记错也是有的。如今明军在关外还有几个据点,似乎要后年洪承畴彻底覆没后,才全部丢掉。
高起潜表示,把粮食卸下来之后,他们还要另外想办法运去宁远。
沈树人当然觉得这样太麻烦,主动跟对方请示建议,让其中一部分海船别卸货、沿着海岸继续往东北关外挺近,分别到宁远锦州等地卸货。
高起潜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顺水推舟就给沈树人出了文书授权。
沈树人拿着文书,又耽误了数日,往返于宁远等地,把所有军粮分批运到。
反正春闱要二月下旬才考,自己还有二十多天赶回京城,绝对是来得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