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但法规这玩意从来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宋朝有没有执行青苗法的基础呢?洪涛的回答是没有!
从宰相到村里的小地主都是旧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心甘情愿的从自己兜里掏钱帮国家解决农民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也就都成农民了。
人这个玩意,从古至今向来是用屁股决定脑袋的。原来农民租种地主大户的土地耕种、借高利贷买农具牲畜,一切收益都归地主大户,也就是归于士人阶层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等于是让农民向国库借钱交利息,跳过了地主大户士人这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能乐意才怪。
这时候还能指望他们去帮着实行新法吗?他们只能一边很不情愿的糊弄事儿,一边想办法给农民增加负担,把他们损失的利益尽可能多的弥补回来。
就算是不打算从农民身上捞钱的官员,现在也不得不向农民伸手了。因为新法是朝廷由上至下强制执行的,还做为考量官员政绩的硬性标准。
这件事儿做为现代人应该特别熟悉,因为它就曾真切的发生在我们身边。当gdp成为升官的首要指标时,官员们会如何做就可想而知了。
越是心狠手辣的缺德官员就越是能想办法获得更多的政绩,最终倒霉的还是农民。因为这些成绩都是从他们身上割下来的,血淋淋的带着热乎气被送进了国库。
这样一弄农民的负担不仅没让青苗法减轻,等于是一边应付打着青苗法盘剥的酷吏、一边还得多掏一份儿地主大户的钱,负担反倒加重了。
大部分农民是看不到这些幕后原因的,他们只知道原来没有青苗法的时候自己每年还能剩二百斤粮食,青苗法一实施年底自己就剩五十斤粮食了。
其余那一百五十斤粮食哪去了?农民们算不出来,只能怪在青苗法头上,这是天经地义的。
结果呢?就是新政在朝堂上被保守派官员们指责、在民间被广大人民群众骂。宋朝的商业再发达,它依旧是个农业社会,农民的境遇决定了整个国家的走向。
皇帝一看,新法弄了半天两头都不受待见,能有信心继续坚持下去才怪。失去了皇帝的全力支持,除非把外星人弄来还有可能,只要是地球人,啥安石也没戏。
再然后呢?就该找背锅侠了呗。即便皇帝想说这个馊主意是自己出的,朝臣们也不会答应。皇帝必须要完美,不能有大错,即便有也得由臣子们代替。
所以吧,谁是跟着皇帝变法的主要人员,这个锅就得由谁来背。比如王安石,他就是改革的急先锋,成功了会变成千古一相,失败了就变成千古王八蛋。
玩政治和做买卖一样,投入的大才有可能收获大,同样道理,获利大风险就跟着变大,世界上没有风险小、获利大的好事儿,生意和政治其实是一种游戏。
这仅仅是就法规本身而言,但任何一部法规都不是单独出台的,制定它的人和组织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想借着这部法规干什么呢?
具体到神宗这位年轻皇帝身上,洪涛闻到了浓浓的战争味道。好好的这么急于充盈国库、整备军队,总不会是要进行大阅兵吧?
现在宋朝只有两个主要敌人,一个是西北的西夏、一个是北面的辽国。不管是要对西北还是对北用兵,都需要大量的钱财。
看来这位皇帝大舅哥脾气还挺大、心气也挺高,他不想再两边受气,要放手一搏。赌赢了,他也能成千古一帝;赌输了,大不了再和谈呗。反正这些年朝廷光干这个事儿了,熟能生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皇帝这么想、这么做倒也没什么不对,赶上了战争时期的人民肯定是受苦,但如果能用一辈人的苦难换来儿孙几代人的和平,也算是一种可以获利的长期投资。
有些人总说不该把人民卷入战争,那是害民。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利益,想得到更多好处就必须付出。你不愿意付出、他不愿意付出,那谁来付出呢?难道说你这辈子过舒服了,就不管儿孙了吗?
付出是没错的,目标也没错,但如何保障这笔付出的回报率就是政府的责任了。
不能说皇帝一高兴就付出一次,赔了还是赚了先干了再说。这样的付出真就没啥意义,赶上这么一位皇帝老百姓就只能自认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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