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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23页）

我曾托人从巴黎寄一个小箱子，里面只不过装了一件金丝绣花外衣、几副袖套和六双白丝袜而已。

我按照他亲自向我提出的建议，把这只小箱子，或者倒不如说小盒子跟他的行李放在了一起。

在他亲笔写的想充作我的薪俸的那份虚账单子上，他写明那只他称为大件行李的盒子重十一担（）①，替我付了一大笔运费。

承蒙罗甘先生为我介绍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尔先生的关照，我在里昂和马赛两处海关的记录簿上查明，那个所谓的大件只不过重四十五斤，并且也是按这一重量付的运费。

我把这个确凿材料附在了蒙泰居先生的虚账单子上，然后，带上这些材料以及其他好几份同样分量很重的材料去巴黎了，心里十分急切地想用上它们。

在这整个漫长的旅途上，我在科莫、瓦莱和其他地方，都有过一些小小的奇遇。

我看到不少的东西，特别是波罗美四岛，实在值得大书特书。

但我时间紧迫，又有暗探盯着，而且我又不得不紧赶着匆匆完成这件需要余暇、安静来完成的写书任务，可我偏偏没有余暇，得不到安静。

要是上苍突然把眼睛落在我的身上，终于赐予我一些更加安静的时日，我就尽可能地用来重写这部作品，或者至少给它来一个我觉得十分必要的拾遗补漏。

我的事在我到达之前便已在巴黎传开了。

在我到达时，便发现无论各部门还是社会上，大家都对大使的疯狂行径感到愤慨。

可尽管如此，尽管在威尼斯公众呼声也高，尽管我提供的证据无可辩驳，但我就是得不到任何公道。

我非但没有得到道歉和赔偿，甚至连该补的薪俸也交由大使全权处理，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国人，无权要求法国保护，说这是纯属他和我两人之间的私事。

大家都跟我一样认为我受到了侮辱、损害，是受害者，认为大使是个残酷无情的无耻之尤，这件事将永远使他身败名裂。

怎么！

他是大使，可我只不过是个秘书。

体统，或者大家这么称呼的体统，硬要我得不到任何公正，我也就得不到任何公正了。

我寻思，假如我喊冤鸣屈，公开辱骂那个罪有应得的疯子，最终就会有人出面干涉我。

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铁了心了，非等有人干涉我再忍气吞声。

可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

人家任随我去吵去嚷，甚至还鼓励我，附和我，但事情始终毫无进展，直到我对始终有理却总也得不到公道而厌烦为止，我终于泄气了，便不了了之。

对我很冷淡的唯一一个人就是贝赞瓦尔夫人，而且，我也根本没想到她会这么不公平。

她满脑子地位和贵族的特权，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出一个大使会对不起他的秘书。

她接待我的态度是符合她的这种偏见的。

我恼火极了，所以一离开她家，我便给她写了一封也许是我所写过的信中最激烈、最厉害的信，而且再也没登过她家的门。

卡斯特尔神甫待我好些，但是，从他那番耶稣会士的花言巧语中，我看得出，他是比较忠实地遵循社会上最重要的箴言之一的，亦即始终要求弱者为强者作出牺牲。

我强烈地感到理在我这一边，而且又生性高傲，所以我不能耐心地忍受这种褊狭态度。

从此，我便再没去看过卡斯特尔神甫，也没再去过耶稣会，因为我在里面只认识他一个人。

而且，他的那些会友思想专断、阴险，同善良的埃迈神甫有天壤之别，所以我对他们敬而远之，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人。

只有贝蒂埃神甫例外，我在迪潘先生家见过他两三次，他当时正全力以赴地与迪潘先生一道抨击孟德斯鸠。

先把有关蒙泰居先生的事说完，免得以后又得提起。

我俩争吵时，我曾对他说，他不该要秘书，而是需要一个账房先生。

他真的采纳了我的意见，找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账房先生接替了我，此人不到一年工夫，便偷了他两三万利弗尔。

他把账房先生撵走了，送进了监狱，还把他的那些随员也统统撵走了，闹得满城风雨，声名狼藉。

他到处跟人吵架，遭到了一个仆役也不会忍受的侮辱，终因坏事做尽，被召回国内，削职为民。

显然，在他受到的宫廷的斥责中，同我的那件公案没被忘记。

至少，回国后不久，他便派他的管家来同我清账，把钱还了我。

我当时正缺钱用。

我在威尼斯欠的债都是凭着交情借的，所以时刻压在我的心头。

我抓住这个好机会还清了，包括查内托·纳尼的那张借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