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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25页）

不管他的朋友是犹太人、新教徒、土耳其人、过分虔诚笃信者还是无神论者，他都不介意，只要此人是个正直的人就行了。

他对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固执己见，但一涉及宗教问题，甚至道德问题，他便沉思默想，缄口不言了，或者只是说上一句：“我只管我自己。”

一个人灵魂那么超脱，考虑问题却是那么细致入微，真是不可思议。

他把自己一天的时间按时按刻按分事先分配好，确定好，然后一丝不苟地按表执行，时间一到，即使还剩一句话没有看完，他也立即把书合上。

他切割开来的时间都各有各的用途，或用于这样那样的学习，或用于思考、谈话、弥撒、读洛克、祈祷、访友、音乐、绘画，而从来没有因行乐、欲念、应酬而打乱这个安排的。

只有遇上必须履行义务时才会打乱。

当他把时间表拿给我看，以便我也依照执行时，我开始还笑哩，可最后却佩服得流出泪来。

他从不麻烦别人，也不许别人妨碍他。

有人出于礼貌想拜访他，被他毫不客气地打发走了。

他脾气急，却不是小心眼儿。

我常见他生气，但从未见他大发雷霆。

他的脾气真让人再愉快不过的了：他闹得起，自己也喜欢开玩笑，而且开玩笑的水平很高，有说俏皮话的天才。

别人一逗他，他便声高气大地侃了起来，老远就能听见他的声音。

但是，他在嚷嚷的时候，却面带微笑，激动不已之中，还漏出点玩笑话来，举座皆欢。

他的肤色既不像西班牙人那样，也不灰黄。

他肌肤白皙，双颊红润，栗色头发几乎金黄。

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外形与心灵相得益彰。

这位心灵和头脑都很明哲的人知人识人，成了我的朋友。

这就是我对不是我朋友的人的全部回答。

我们相处甚得，还订了计划，要在一起过上一辈子。

再过几年，我将去阿斯柯蒂亚，同他一起生活在他的土地上。

他临走前，我俩已经把这项计划的全部细节都安排妥当了。

所缺的只是最周密的计划也免不了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

后来的种种变故——我的灾难、他的结婚以及最后他的死——使得我俩永远分开了。

据说，只有恶人的险恶阴谋才会得逞，好人的天真计划几乎是永远也无法实现的。

我已经尝到寄人篱下的苦处了，决计再不这么干了。

我看到机遇为我制订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一开始便破灭了，而且我又被人从干得好好的生涯中排挤出来，便不再想回到这个行当中去，因此，我决心不再依附任何人，决心保持独立，发挥自己的才干。

我终于开始了解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了，而在这之前，我一直过于谦虚，以为自己无能。

我把因为要去威尼斯而搁下的那部歌剧又捡了起来。

为了安心去写，在阿尔蒂纳走后，我便搬回从前的那家圣康坦旅馆。

这家旅馆位于僻静地段，离卢森堡公园不远，比那条熙熙攘攘的圣奥诺雷街更适合我安心写作。

在那儿，有真正的慰藉在等待着我，那是上苍使我在贫困潦倒之中享受到的唯一慰藉，只有这慰藉使我挺了过来。

这不是转瞬即逝的慰藉，我得把它的来龙去脉细细道来。

旅店新的女店主是奥尔良人。

她请了一缝洗女工，是她的同乡，一个大约二十二三岁的姑娘。

她同女老板一样，与我们同桌用餐。

这姑娘名叫泰蕾兹·勒瓦瑟尔，是个良家女子。

其父曾在奥尔良造币厂供职，母亲经商。

奥尔良造币厂停业之后，父亲生活无着，母亲破了产，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便弃商随丈夫、女儿来到巴黎，靠女儿一人干活养活一家三口。

我第一次在饭桌上看见这个姑娘的时候，深为她那谦逊举止所打动，特别是她那有神而温柔的目光，使我觉得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