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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序言 二十年后2（第3页）

谁知李雪莲一把将王公道的钢笔打掉：

“本来我今年不想告状了，你们要这么逼我，那我告诉你们，我改主意了，今年我还得去告状。”

郑重愣在那里。

王公道从地上捡起钢笔，拍着手中的保证书说：

“看看，终于说实话了吧。”

三

县长郑重，受到市长马文彬的当面批评；批评他把政府和李雪莲的矛盾激化了。

郑重在邻县当常务副县长时，处理过农民围攻县政府的事，那次就把矛盾激化了；但那次激化是对的，这次激化却是错的。

一个农村妇女，告状告了二十年，今年突然说不告状了；不管这话的真假，能说出不告状的话，二十年来从未有过，就属于积极因素。

就算是假话，假中，却有改正告状和偏激做法的愿望。

人家有这样的愿望，我们就该往积极的方面引导；但从法院院长到县长，皆是兜头一瓢凉水，非说人家说的是假话。

为了把假话变成真话，非让人家签保证书，非让人家承担法律责任。

结果呢？把一件好事或好的愿望，逼到了死角。

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不信任人家。

你不信任人家，人家怎么会信任你呢？狗急了还会跳墙呢。

结果是适得其反，事与愿违；这个妇女本来说今年不告状了，最后生生改了口，又说今年要告状。

这下大家踏实了。

但接着做工作，难度就更大了。

当人家有好的愿望的时候，做工作是往相同的方向努力；等人家把相同改成了不同，做工作就得从不同开始；而从不同往相同的道路上掰，单是这个掰的本身，工作量就大了。

这个额外的工作量是谁附加的呢？不是这个农村妇女，而是我们去做工作的人。

我们的工作方法，是有问题的。

问题出在工作方法上，还只是问题的表面；而问题的实质，出在我们对人民的态度上。

你不信任人民，人民怎么会信任你呢？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公仆，而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在当官做老爷。

比这些错误更大的错误是，处理这件事时，缺乏大局观念。

再过半个月，国家就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

当一个农村妇女，和国家大事无形中联系起来后，她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了；而我们做工作的方式，还是像对待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样。

二十年前，这个妇女，是闯过人民大会堂的；因为她，撤过一连串我们的前任；二十年前，我们的前任，就是这样对待这个妇女的；我们从二十年前，还不应该汲取血的教训吗？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政治观念。

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同于往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年是换届年，会产生新一届政府，全国全世界都很关注。

二十年前，妇女闯的是小年；今年要闯，可就是大年了。

万一她闯了，又像二十年前一样闯成功了，出的政治事故和政治影响，又和二十年前不同了。

新闻比二十年前发达了。

有了互联网，有了微博。

说不定一夜之间，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件事。

我们像二十年前的前任一样被撤职还是小事，由此把整个国家的脸，丢到全世界面前，事情就大了……

马文彬批评郑重时，措辞虽然很激烈，但脸上一直微笑着。

这是马文彬讲话的特点。

马文彬个头不高，一米六左右。

在主席台上讲话，有时需要站在舞台一侧的话筒前；别人讲过，他走过去，他的头够着话筒都难；一般别人讲过，轮到市长发言，工作人员要赶紧跑上去调矮话筒的高度。

人矮，加上瘦，又戴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像个文弱的书生。

与人说话，声音也不大，没说话先笑；说过一段，又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