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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3页）

这种考虑大大地促使我接受了埃皮奈夫人的盛情，而放弃了去日内瓦定居的计划。

正如我在《爱弥儿》中所说的，我感觉到，你若是想写一些真正有益于祖国的书，就绝对不可在自己的祖国写，除非你是一个搞阴谋诡计的人。

使我觉得自己的地位更为有利的是，我深信法国政府也许不会给我好脸看，但至少会以不干涉我为荣的，如果说它不愿保护我的话。

我觉得，容忍无法阻止的事情，并以此沽名钓誉，这是很简单却是很巧妙的政治手腕，因为，即使把我驱逐出法国——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做——我的书还照样会写，而且写起来也许更加无所顾忌，而要是让我在法国安心写书，我就得对自己的书负责，而且还在欧洲其他各国消除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从而使法国享有明显尊重国际公法的美誉。

根据事态发展认为我上了自己轻信的当的人，完全可能是自己看错了。

在我遭到湮没的那场风暴中，我的书成了把柄，但其实他们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

他们并不把书的作者放在眼里，他们想毁掉的是让-雅克这个人。

他们在我的作品中发现的最大罪状，就是这些作品所能给我带来的荣耀。

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我不知道这个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的谜，今后是否会被读者们解开。

我只晓得，如果说是我公开表示的那些准则给我招致我所受的虐待的话，那我早就该成为其牺牲品了，因为把这些原则最果敢地——如果不说是最大胆的话——表示出来的我的那一部书，早在我退居退隐庐之前就已发表，就已经产生效果了，可谁也没有想到——我不想说是寻机挑衅——起码阻止一下该书在法国的出版。

此书在法国同在荷兰一样公开出售。

此后，《新爱洛伊丝》也同样顺利地出版了。

我敢说，也同样受到欢迎，而且，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爱洛伊丝临终前的那番表白同萨瓦副本堂神甫的表白是完全一样的。

《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切大胆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出现了，《爱弥儿》中的一切大胆言辞也早在《朱丽》中就有了。

可这些大胆的地方并未激起对上述两本著作的任何非议，所以，引起对后两本书的飞语流传的也就不是这些大胆的言辞了。

此时，我更关心的是另一项几乎性质相同但计划新定的工作，那就是圣皮埃尔神甫的著作选。

鉴于叙述的连贯，我此前未及谈到。

此想法是在我从日内瓦回来之后，马布利神甫提起的。

不是直接向我提起，而是通过迪潘夫人向我提出的。

迪潘夫人也有心让我采纳这一想法。

她是曾视老圣皮埃尔神甫为宠儿的巴黎三四位大美人儿之一。

如果说她肯定不是独占他的女人，那她至少也是同埃居荣夫人共宠这位神甫的。

她对神甫的缅怀保持着一种使双方都受到敬重的尊重和爱戴，因而，她若是看到她朋友的那些胎死腹中的书稿能由她的秘书妙手回春的话，她的自尊心就会得到满足。

这些书稿中不乏绝妙的东西，但表达甚差，以至于难以卒读。

奇怪的是，圣皮埃尔神甫一向把自己的读者视为大孩子，可他对他们说起话来竟像是在同大人说话，完全不顾及他们是否愿意去听。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建议我接手这项工作，一来这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再则，它很适合一个勤于动笔而懒于创作的人，适合一个以思索为苦、宁愿对其胃口、阐释光大他人思想而不标新立异的人。

再说，我并非要把自己局限于阐释者的功用上，我有时自己也完全可以去思索，可以想办法把一些重要的真理披上圣皮埃尔神甫的外衣，注入书中，这比打着自己的旗号要好得多。

不过，这项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事，需要阅读、思索、摘录的书有二十三本之多，充满庞杂、混乱、冗长、重复、短浅错误的观点，而又必须从中捕捉一些伟大而美妙的观点，可这却给了我以忍受这项繁难工作的勇气。

如果我能不失脸面地反悔的话，我本会放弃不干的。

但是，当我接到他的侄子圣皮埃尔伯爵受圣朗拜尔之托交给我的神甫的手稿时，我可以说是已承诺要完成重任了，不然的话，就干脆把手稿退还，不得犹豫。

我正是决定要使之派上用场才把这些手稿带去退隐庐的，所以这是我准备利用空闲时间干的第一部作品。

我还在思考第三本书，那是我对自身的观察而产生的想法，而且，我感到很有勇气去写，因为我有理由希望写出一部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书，甚至是我所能够献给人类的最有益的一部，假如我写起来果如我所拟订的计划的话。

人们都看到了，大部分人在他们的生命旅程中，常常与自己判若两人。

我并不是要证明这个尽人皆知的事情才打算写这本书的。

我有着更加新颖甚至更加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寻找这种变化的根源，抓住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那些原因，以便展示它们如何才能受到我们的控制，以使我们更加完美，更加自信。

因为，毋庸置疑，对于一个正派的人来说，抵御一些业已成形而又必须克服的欲念是艰难的，而如果能追根溯源，在这些欲念生成之时就防患于未然，去改变或纠正它们，就没那么痛苦了。

一个人受到了诱惑，第一次抵制住了，因为他是坚强的，又一次，他就屈服了，因为他是软弱的。

如果他始终是一样坚强的话，他也就不会屈服了。

在一面探索自己、一面观察他人这不同的生活方式源自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大部分取决于对外部事物的先决印象，而我们不断被我们的感官和器官改变着，不知不觉地便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甚至我们的行动中，受到这些改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