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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第10页）

他对培根作品的评论见解独到，摒弃了内布尔的陈词滥调。

他不是简单地破坏，也不是简单地合成，他带来的是光明，而不是粉饰。

如果你熟悉纽曼博士最新力作《统一语法杂文》，就能从每页中看到完全矛盾的观点，你或许会对他的精神主导思想了解一二。

他是传统习俗的破坏者，然而他没能留给后代子孙永久的丰碑。

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的政治和学术生涯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他写信的时代，写信还是一种艺术，邮费很贵，人们不得不多挣钱才邮得起信。

那时的信内容很充实，那种精神是后辈政治家和作家所欠缺的。

他谈到同时代的人过于严肃，但也许人们实际上没有他写得那么严肃。

单从他的文字上看，他的推理有些过分盲目，他写的是常识，但却透露出他是绝对的天才。

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抱希望，对于克里米亚的征战也不报任何希望。

他无法欣赏和他不一样的天才，他不明白狄更斯和麦考利的作品为何永远受欢迎。

他热爱文学甚于热爱政治，他很讨厌议会开会，在失去议会席位后，他觉得很难再愿意进入议会。

不过，很遗憾，他后来成了内阁部长。

他的书信吸引人之处在于触碰了当代的政治和文学，这对重现那个时代的历史很有帮助。

当他继任为财政部长后，他提过格莱德斯通先生对他很好，对他帮助很大。

他十分苛刻地评论麦考利和培根的文章：“他们对古代哲学的评论大部分都极为浅薄无知，毫无理性、毫不通顺。

对一些华而不实的装饰有着一种幼稚的、小丫头般的喜爱。

很难想象，这种心态竟出自一个几乎四十岁的男人，我更相信麦考利充其量不过是个善于玩弄辞藻的人。”

他说得有些地方挺对，有些地方不对，不过我们能看出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根本不欣赏和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人。

刘易斯爵士没有意识到麦考利的天分。

事实上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读过麦考利的作品，可没几个人知道《政治观察和理性思维方法》和《早期罗马历史的可信度调查》。

他最近出的书是他最好的一本，是他从1783年到1830年在大英政府统治时期，在《爱丁堡评论》发表的文章合集。

在第十三卷历史书信中有这么句话：“太长，细节过多。”

路易斯写到如果他把所有历史都记录下来，供现代人餐飨，十三卷都不够，得三十卷才行。

再有就是一些他对同时代的人的评述。

他评论迪斯雷利说：“迪斯雷利攻击性较强，可一点儿都没说到正点。”

对于罗伯特·皮尔他说：“我不认为他的判断力有多高，作为公众事务的领导者有多伟大，如果他不是一个领导，他的价值反倒很大。

他的眼界不宽，理论联系不上实际，没有看到山雨欲来的改革。

皮尔的死对皮尔派来说影响很大。

格雷厄姆是伟大变革的受难者，当皮尔的朋友一个个地离去，只有他还一直和皮尔站在一起。

对格莱德斯通先生来说，这就像卸掉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下面一段话也许是对当代平民院最严厉的批评，我们用这句话结束本章。

很遗憾乔治先生并没有提到基督徒，很显然，他并不认为单凭基督教就能阻止某些人出于私利攻击公众法律。

“我给托克维尔写了一封长信，向他解释目前的政治毫无危险可言，但人们的道德有危险。

我告诉他这种危险已经威胁到我们的两院。

人们道德沦丧为那些放弃理论信念的人找借口。

只有颂扬坚守理论信念的人，社会道德才能提升。

可是很多人宣扬道德都是出于个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