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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9页）

亨利·桑顿秉承了父亲的乐善好施，性格最好、最平和。

他任骚斯沃克议员三十年，从没贿赂过上司一分钱。

他的位置好像总是岌岌可危，幕后黑手总是反对任命他，但他终于打败了他们。

所有好人都钦佩他的基督精神，所有理性的人都赞美他的独立和高尚，愿意选他做议员，紧紧围绕在他身边。

孩子们看到长长的庆祝队伍都欢呼雀跃起来了，他却说：“我宁肯和老朋友牛顿握握手，也不愿接受那群傻瓜的欢呼声。

牛顿知道如何表扬我，可他们却不知道，净跟着瞎起哄。”

他的观点就是这样，财富在他眼中如粪土，财富的唯一好处是给别人带来福利。

威尔伯福斯超越了亨利·桑顿获得了更高的荣誉。

威尔伯福斯尽管工作紧张繁忙，但谁都不许在早上和星期日打扰他，这段时间他只献给上帝。

桑顿的一些老朋友常常在克拉彭的村子里聚会。

他们坐在皮特设计的椭圆形的书房里，看着窗外的草地。

那时伦敦城市扩张已经扩张到那个村子了。

在那些老朋友当中，有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律师——科普利·斯蒂芬——和几乎建立塞拉利昂的严肃苏格兰人的儿子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

麦考利毕业于普雷斯顿先生的学院，和雷彻斯特郡（注：英国爱尔兰东部的郡）乡绅同名，也是他的亲戚，他还是十字军战士的后裔，本人积极从事废除奴隶制和其他一切邪恶的斗争。

还有很多绅士像贝克斯雷勋爵、西德茅斯勋爵和泰恩茅斯勋爵。

还有温婉细腻、善于思考的格兰特夫人。

可怜的鲍德勒说：“她很温柔，永远不知疲倦，上帝派她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让她来安慰病人和悲伤的人的。”

还有一位不太显眼的亨利·桑顿夫人。

柯尔克洪说格兰特夫人：“在印度结的婚，在那个炎热的国家度过很多难忘的岁月，她天性温柔，似乎有完全融入东方太阳的温婉可人。

她离开印度，回到我们这个冷酷、严肃的社会。

她的举止、表情和情感细腻敏感，像南方阳光下生长的繁茂植物。

她的语音柔和低婉，举止平静安闲，她的衣服、头上戴的纱巾，飘逸地垂下妙曼的身姿，无不透出不张扬的诚实和温柔的纯洁。”

桑顿死了以后，他的妻子也很快追随而去。

罗伯特·哈里·英格利斯和他年轻的妻子没有孩子，以世间少有的无私和勇气，承担起抚养九个孩子的责任，而且非常圆满地完成了责任。

当桑顿的长子再回到故园的时候，无论从能力和财富上都能胜任继承父亲遗产的责任。

但他却没有以主人的身份住在那儿，而是以英格利斯儿子的身份一连十二年在二老面前尽孝。

罗伯特爵士用神奇的魔术手段召集了当初让他自己在社交界和学术界扬名的那些人，让这些人继续帮助桑顿的长子。

麦考利和他不一样，久仰他的大名，以晚辈的身份向他表示敬意。

他在平民院任职多年，每次回家，纽扣眼里都插着一枝鲜艳的玫瑰。

不过玫瑰花不是他自己在乡间采的，而是了解他、热爱他的人送的。

他是资历最深的伦敦人，他经常到国外旅行，举止简洁、优雅，迷倒了不少外国人，很多外国人甚至认为他是公爵。

他是愉快和礼节的化身，受过很好的教育，而那宝贵的教育来自于达官显贵的耳濡目染和交往。

他和基佐（注：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提倡君主立宪制，1847年至1848年曾任首相，发表过数本历史专著。

）、哈勒姆（注：1777—1859，英国历史学家，他真实但缺乏色彩的著作包括《中世纪的欧洲》）、帕尔格雷夫（注：1824—1897，英国诗人和人类学家，以他的在英语语言中最好的歌曲和抒情诗篇的宝库（1861年）而闻名）、麦考利（注：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作家和政治家，著作包括受欢迎的《英国史》，为爱丁堡评论撰写的众多文章和一卷叙述诗集《古罗马之歌》）、骚赛（注：1774—1843，英国作家，以其浪漫主义诗歌、评论和传记作品著称）、克罗克·洛克哈特（注：1794—1854，英国作家，主编《四季评论》。

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七卷本的《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回忆录》。

）一起讨论过历史和文学；和威伟尔、欧文（注：1804—1892，英国解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他是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的负责人，也是早期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反对者）、萨拜因、墨奇森谈论过科学；和拉弗尔斯（注：1781—1826，英国殖民地执政官，1819年他为东印度公司获得了新加坡，并在此建立了定居点）、巴兹尔·霍尔、约翰·富兰克林、沃尔夫博士（注：1733—1794，德国解剖学者，以其在胚胎学方面的先驱工作而著名）谈过旅行；和常垂、劳伦斯、威尔基谈论过艺术。

这些教育比基督教会给的教育要好得多。

为证明自己教育良好，他和这些人在一起往来，成为大英博物馆贡献最大的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