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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和盟交契修好时苏法借势起3（第4页）

可是向太后所器重的蔡京和赵挺之羽翼尚未丰满，也难与苏轼匹敌，只能说苏轼这一茬是逃不过去了，于是只能应声听苏轼以言。

向太后又问曰“虽然我知你‘新法’之策，但未明其成效如何？苏子对新法的成效几何可有预期？”

苏轼回应曰“如今大宋，征兵不利，征税不利，吏无可用，皆因财不到位。

国家羸弱，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势气低落，人心涣散，国无策可用，人无法可依，旧策陈旧，旧法腐朽，难以成大势。

今谓之朝廷上下勠力同心，从一而始，从善而终，朝廷新策，惶惶之民附之，懒懒之吏从之，涣涣之兵聚之，才可使我大宋由贫而富，由弱而强。”

向太后听苏轼说了这么多大宋的不是，有点不耐烦道“汝之言，未涉重点，我且看你兵法，民法，吏法皆需靡费国资，目今我宋家，哪里还有余钱。”

苏轼道“自古变法，皆为逐利，即是逐利，乃需要本钱，如今西夏乃安，辽国亦稳，吾等只有乘此良机施行新法，否则，再遇国难，则更难前行。”

向太后道“那钱从何来？”

苏轼回应道“官家，今之国家，盐税乃是朝廷第一税赋，其次是绢丝，再者是瓷器，此三者，除了盐乃民之所需，不可枉加税率，绢丝，瓷器，茶叶皆可加税，另外漕运，陆运，耕税可适当增加。”

有人出来骂道“如此加税，可激起民愤，自古轻徭薄赋才是仁治之举。”

但见那人是谁，乃是崔淹也，看他气势汹汹的样子，必定以为他是在为民着想，其实他不过是单纯的反对苏轼。

苏轼厉声回道“崔公，莫要早作定论，一切皆为国家，若是国无良兵，国无良吏，何来和煦之人间，先花钱而求得更加优质的兵吏，便可为民作更多的事矣，更能促进民之生产。

况且吾法并不滥用于民，是乃先抑商而养民，而后才是用民反哺军吏，军吏起则国家升，可谓是相辅相承！

新法一成，四方之土必然仰我大宋之政！”

崔淹不服气道“我看乃是个笑话，钱都撒出去了，再收回来可就难了！”

向太后似有怒色对崔淹“催卿，既然汝等反对变法，汝可有妙招强我大宋，富我大宋？”

崔淹顿时语塞，只能叹息道“臣难决策也！”

向太后见崔淹无能，一脸嫌弃。

范纯仁补充道“催公乃是是想依旧法，可是旧法已行十年，毫无起色，现在还天下弊政颇多，不变不行。”

向太后听到范纯仁说的话，以为范纯仁支持苏轼的新法，遂问范纯仁道“尧夫君宰对新法预期几何？是否可以强我大宋，富我大宋？”

范纯仁却道“苏子之新法，虽然谓之‘新’，但本质上还是依王公之法，只是去除了激进利害之项，我看……”

后面的话范纯仁没好意思说出口。

向太后道“尧夫君宰似有难言之隐，可但说无妨！”

范纯仁急忙拱手向太后说道“苏子之法，重心在于兵民吏，其中兵法乃行，余有成效众人有目睹之。

可是民吏之法还未施行不见其效，愚以为兵法所成，乃是因为朝廷握有兵权，故人兵差应之，可好掌控。

可是民吏之法散于人间，若无时日恐难收效！”

向太后道“此我共知，还有他因？”

范纯仁又道“苏法只言‘兵民吏’，却未述‘朝廷百官，富家大户’，‘兵民吏’令乃受之，可是‘百官，朝廷，富家，大户’这些在苏法之中尚未体现，臣以为变法必削其根本，否则法不彻底，败相已生。”

苏轼真的没想到啊，范纯仁居然说出这样的话，看来范纯仁平时一直装傻充糊涂，关键时候一点都不糊涂呀。

苏轼似有怒斥之气对范纯仁道“尧夫公，莫要闲谈而不令实事，若我之法轻言‘削权，削利’于诸位，我看我之法度都出不了这宣德殿，家国‘四世三公，王侯将相’者谁人不逐利，唯有先顺应其利，而后再求立其法。”

向太后听二人已然争吵了起来，看来这宋朝的庙堂，真是一刻也不消停，不仅新党旧派之间争论不休，就是新党自己人也会跟自己人吵起来，这范纯仁本来和苏轼还算是相交甚好，此一论，恐怕又得……向太后急忙从中撮合“二位卿家所言，都不无道理啊！

今吾之殿上百官，都乃是深明大义之人，可为国家新法着力，可是这天下，这豪门富户，这巨商盐股能有几人能舍弃自己的财路呢？”

向太后如此说，其实她也怕这苏法波及到自己，因为她们向家也是既得利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