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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天下集散九曲疆汴京共梓桑（第3页）

李格非问道“那官家何意会如此着急，有甚未明之事。”

苏轼答曰“我久不在汴京，这汴京的人事尚认不清许多，却让我如何是好。”

“既然太后如此着急，必然有事发生，吾等须要弄明白为何如此着急。”

黄庭坚劝慰苏轼说道。

“吾近些时间入得内府行事，听得内侍说，太后最近身子不太好，莫非是大限将至。”

秦观小声告知大家。

黄庭坚闻言遂说“既然如此，我等可要早做打算，若是竭力为太后行事，恐日后遭赵煦记恨。”

苏轼道“太后将去只是大家的臆测，并非一定是实际情况，倘若判断有误，行事必生乱也。

况且三五月就行变革，简直不可理喻，王公之法前前后后数十年，中间亦是反反复复，当真以为我苏某有通天的本领，能在三五个月内成事。”

晁补之劝道“此中情形，我们还是要早做打算，两手准备，太后不去，我等还需尽心为太后办事，太后若去，我等即当及时转换角色身份，务必将为赵宋卖力，赵煦虽然年少，但其心志已成，谁好谁坏，定是能分辨的清楚，切不可做毁君之举，否则恐有撤官罢职之灾矣！”

李格非道“无咎说的在理，目前权利分配明显是太后强于皇帝，实际皇帝是毫无实权，只看太后能存多久。

吾认为三五月可能就是大限之期，太后想在最后期限里为其家族及支持者谋最后一笔福利。

吾等在这三五月里即不能停滞不前，亦不能急速冒进。

皇帝虽然为太后所立，但是毕竟隔代且非亲，此番利益冲突必会影响大部分的汴京公职人员，尤其是苏翁。”

苏轼听李格非的话，瞬间觉得此事并非简单行事即可，尤其在这权利更迭之际，搞不好自己又在汴京栽了跟头，苏轼对众人道“目前太后让苏某行事速决，私授苏某无限之权，可是权利越大，责任越大，将来若是生的变故，苏某必是最为痛哉的一个。

既然我邀请各位前来商议，须说说各位的看法和建议。”

黄庭坚说“若想自保，则弃官远涉，管他山雨欲来，我自各在逍遥。”

苏轼则道“鲁直之言，虽为避世之句，不失为一良方，只是事情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我只恨自己在吴郡过得好好的，为何要来汴京趟这顿浑水。

目今太后定不会让我请辞。

吾是骑虎难下，我苏某虽然潇洒天下，却亦非万能。”

秦观道“汴京城自王安石，司马光相继去后，就巍巍于停滞不前之态，官家所为，包括授予我与李文叔至高公职，都是官家寻找一应平衡。

吾与李文叔朝中无有根基，兴不起大的风浪，能兴的起大的风浪的人，要么老迈，要么远放，官家只是等待苏翁归来。

苏翁名利天下，又追随者众多，必然可以挡一番风水，成一番大事。

官家以为苏翁的能力在王安石公和司马光之上。

必能破此局。

所以此时避之，定会被官家斥责，恐立于危难之间也。

更何况吾等这些欲生退意者少，求进立功者多。”

苏轼叹曰“即不能逃，又不敢冒进，当何以为？”

秦观叹息道“当下唯有行拖延之术才能破局，因太后所命不长矣，将来之天下，必然为赵煦所有，前番了解，赵煦虽然庸碌，但其性可为烈也，若是当下不顺其心意，恐将来有贬谪之祸。”

李格非紧接着道“赵煦也算是读过圣贤书，知古今大事，更以霍去病，李飞龙为榜样，若是家国兴疆，必然多起兵戈，徒耗大宋国力，若然国内再不济，行疆之事可能败北，其必归罪于行力者，就是苏翁你了。”

苏轼听了，却觉得十分惧之“吾久不在汴京，汴京之事，依然让人胆寒。”

李格非劝慰道“苏翁莫怕，吾有一计，可缓破之。”

苏轼急道“文叔，但说无妨。”

李格非道“首先太后将去，这是迟早的事，只是时之长短，但她现在还掌权，她的支持者犹在，吾等不可轻易逆之，太后之所命，当积极应之，同时吾等须将更多精力秘密投向赵煦，并与赵煦达成私下合作，让他以为我们是以他为核心，这样即可保他上位后不会剪除贬谪我等，亦可不令太后生疑，如此行事可成，料新党和旧党在太后和赵煦的压力下必然不能从中作梗，此为大化之解！”

黄庭坚反对道“自古以来，贤臣皆因从一而终，若是吾等同时向着太后和赵煦，会否成为首鼠两端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