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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7章 成于大都（第4页）

李某豁然开朗，再拜曰：“公以亲身经历相告，又授以分治之策，晚生茅塞顿开。

然敢问，古之商贾，亦有类似之择地之道乎？”

王某捋须道：“善哉问！

夫商道虽变，人情则一。

春秋之时，陶朱公范蠡‘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其居陶（今定陶，古之通邑），乃因‘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此即择大都而居，以通资讯、便交易。

至汉，桑弘羊行均输平准之法，于长安、洛阳等大都设官署，掌天下货物调度，亦因大都为政令、物流之枢纽。

唐之扬州、宋之汴京，皆因都市之利，成商贾辐辏之地。”

“反观小邑，”

王某叹曰，“汉时曾有‘酷吏’主政边县，商贾过县，必被苛察，甚者籍没货物，此与今之小邑吏胥何异？宋太宗尝诏曰：‘诸州商税院，不得苛留行旅，搜阅囊箧。

’盖知小邑官吏易生贪念，故严令禁止。

明清之时，凡大商巨贾，莫不在苏杭、广州等大都设号，即因小邑之政不可恃也。”

李某曰：“今之世，与古虽异，然人性之贪廉、政情之清浊，似有相通。

公之教，非独适用于今，亦通于古今也。”

王某曰：“然。

夫营商者，首在‘避害’，次在‘求利’。

小邑之害，在于政苛吏贪，虽有地利，不足以偿其损；大都之利，在于政明法简，虽有地贵，终能因规范而致长远。

今汝欲创基业，当效陶朱公之智，择大都以为‘根本’，取乡邑以为‘枝叶’，根本固则枝叶茂，此乃商途不易之理也。”

终章定策远行临别嘱言

暮色渐起，江风习习。

李某起身再拜，言辞恳切：“晚生今日得公教诲，如拨云见日。

归后即备行囊，往金陵注册工坊，再于乡邑择地设厂。

然初涉商海，犹恐有疏，愿公再赐数言，以为座右铭。”

王某扶起李某，正色道：“吾最后告汝三事：其一，于大都立企，当熟稔条规，勿存侥幸。

大都之政虽明，然法纪森严，若有违规，亦必受惩，不可因其宽松而懈怠。

其二，于乡邑经营，当谨守本分，亦需联络乡绅，结好邻里，虽不可从其苛索，亦不可骄横跋扈，致生事端。

其三，无论城乡，皆以‘信’为宝。

大都之吏重‘信’，以信立企，则事务易办；乡邑之民重‘信’，以信经营，则人心归附。”

复取纸书曰：“‘大城立企，政明则事简；乡邑经营，地廉则利厚。

避吏蠹于小邑，取专业于大都。

’此十六字，汝当谨记。”

李某受书，藏于袖中，再拜而别。

江阁之上，王某望着李某远去的背影，喃喃曰：“愿此子能行吾言，免蹈吾昔日之覆辙也。”

时江舟点点，暮云四合，章江阁的灯火，映照着古今商道的沧桑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