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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校门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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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运动初期,哲学系的情形比较特殊。全校和各系的当权派都相继垮台了,阵势大乱但显得比较有生气,唯独在哲学系,由于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响当当的左派,原来的当权派仍基本控制着局面,反倒显得沉闷。系里要求全体学生以班组为单位,坐下来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由于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恰巧是北大社教中的右派,这给了若干曾借小凳子事件向他和班干部发难的人以机会,他们便以一贯正确的左派自居。我们被关在宿舍里,人人必须对年级里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表态。原来的班干部,尤其是那位班长,被迫一次次做沉痛的检查。听着人们没完没了地唠叨鸡毛蒜皮的陈年琐事,一方恬不知耻地夸为光荣历史,另一方痛心疾首地给自己上纲上线,我感到荒谬和愤懑,只能以沉默抗议。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校园一角,外面的世界生气勃勃,越发衬托出寝室里的死气沉沉。左派们频频使用当时社论中的用语,命令每个人“触及灵魂”我在笔记本上恨恨地写道:“你们的灵魂当然不必触及,也无法触及,因为你们根本没有灵魂。”红卫兵运动兴起后,这些人又率先给自己套上红袖章,神气活现,所做的事却仍是关起门来纠缠班级破事。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搅乱哲学系的梯形诗,抄成大字报贴出来,讽刺哲学系的红卫兵不过是戴着红袖章的小老头,呼吁打破班级界限,到社会的大风大浪中去。贴出不一会儿,上面就写满了批语,指责我形左实右、仇恨红卫兵等等,宣布要和我辩论到底。我再贴出一首诗,满意地赞许:“瞧这群激动的小老头,现在总算有了一点儿生气。”

    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之后,社会上沸腾了起来。作为一个对政治内幕一无所知的学生,我的革命热情也被煽动了起来。所谓革命热情,其实并无具体的目标,只是一种想要投身到沸腾中去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榜样是马雅可夫斯基,我想象自己像他那样写出许多革命诗篇,抄成大字报,然后被转抄到红卫兵的笔记本上,传遍全国。然而,在现实中,我自己连红卫兵也不是,班上的红卫兵组织被那一伙自封的左派把持着,因而备感压抑。八一八后不久,北京学生开始到全国串联,我和几个比较亲近的同学商议结伴出行,某一个左派立即在我们寝室门外贴出告示,宣称倘若狗崽子胆敢外出串联,他们一定要把我们从火车站揪回,决不留情。在红卫兵极端分子的语汇中,狗崽子是指出身不好的人,其实我们都不够格。他们所骂的,一是图道,他的父亲是西藏贵族,但同时也是在文革中受保护的国家级领导干部,另一是班长,他的家庭出身不过是小业主罢了。有趣的是,许多年后,这两人是全年级官运最旺的,分别为副部级和正部级,远非那些孜孜于争夺班级权力的人所能企及。

    我们是直到十一月份才走出北京的,那时候大串联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班上那些左派也早走得不见人影。我们一行六七人,包括班长、图道和图道的弟弟晋美,还有一个正在北京串联的名叫许凤的上海中学生,是一个容貌清秀、性格爽快的姑娘,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很喜欢图道,他在印度和西藏度过童年,从小受佛教熏陶,心地慈悲善良,接人待物有一种优美的平和风度。由于他始终以一种正直的立场和健全的常识看待班级里的纠纷,因此深遭左派们嫉恨。他对我十分友好,有时我因年少无知而口出狂言,他也总是予以宽谅。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无比踏实。大串联期间,乘车不要钱,见车就可以上,但每一趟列车都塞得满满的,超员何止一两倍,闷罐子货车也常常用来载人。每到一地,当地有接待站安排食宿,一般是在机关、学校腾出的空屋里打地铺。当时毕竟年轻,倒也不觉得苦。我们选择的是西行路线,第一站西安,折道去延安一趟,然后到成都。一开始,我们怀着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把主要精力用于到大学看大字报,但很快发现情形大同小异,而我们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

    到达成都后,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要求学生立即回自己的学校。我和晋美决定上峨眉山一趟,然后再回北京。图道不想去,在成都等我们。许凤特别想跟我们去,我也很愿意带这样一个漂亮的旅伴,但晋美坚决反对,认为一个上海姑娘肯定会是一个累赘。出发那天,天蒙蒙亮,趁许凤还没有醒,我们就悄悄动身了。晋美健步如飞,我紧紧跟随,整个行程只用了三天。第一天,乘汽车到山脚下,登上半山腰的洗象池。第二天,登上金顶,那天阳光明媚,脚下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金色云海,云海里闪出一枚指环形的彩虹,人称佛光,据说是峨眉山极著名又极难得一见的景致,却被我们不期而遇。第三天,飞跑着下山,穿越积雪的原始森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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