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校门外的世界

原始森林，鞋子被雪水浸透了，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当天回到成都。这是我第一次攀登大山，为了跟上晋美的节奏，一路连滚带爬，而他好像仍嫌我娇气，下了一句“毕竟是一个上海人”的断语。我对他这个旅伴却很满意，他像图道一样寡言，但更有一种深思的潜质。留宿金顶的那个夜晚，他勤勉地阅读散落在僧房里的文献，并向临时充当招待的僧人请教。我们在串联中结下的友谊延续了多年，我分配到广西，他去内蒙插队，我们一直通信。我知道他在农村表现积极，做了许多好事，例如用自己的钱为生产队买猪种。有一回，他写信说，他有一个秘密，暂时还不能宣布。我立刻猜想他有了心上人，事实却是他即将被批准入党，但这件事最后告吹了。后来我们断了联系，直到有一天，我在参考消息上惊诧地读到，他在美国，成了达赖的发言人。

    从峨眉山下来后，我们便打道回府，唯有班长决定从成都出发开始步行串联。他说到做到，走了小半个中国，许多天后脏兮兮地回到学校。这人身上有一种超常的克己品质，意志十分坚强。其表现一是极能吃苦耐劳，刚学游泳时，他的姿势非常别扭，却每次都以这别扭的姿势坚持游一千米以上。二是极能忍让，无论左派们怎样纠缠他的小是小非，他都只作自我批评，我和他住同一寝室，从未听见他私下里有半句怨言。毕业后他分配在某省一个最贫穷的乡里，没有任何权力背景，而能在官场稳步上升，除了机遇之外，他的坚忍品质必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1967年上半年，我还曾两次外出串联。与第一次不同，这两次可以算是组织派遣的。那时候，北大已成立以聂元梓为首领的新北大公社，我是这个组织的群众成员。反对聂元梓的那一派叫井冈山，人数很少，但气势很凶。根据后来的传闻，毛泽东在接见聂元梓时劝她去上海避一避风，她便带了若干人奔赴上海。她的一员干将是孙蓬一，此人一向对我友好，邀我参加。我们住在上海一栋旧式小洋楼里，也是打地铺，小楼里一派繁忙景象，但我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插不上手。孙蓬一交给我和历史系一个学生一项任务，让我们去无锡工厂调查两派斗争，然后写出支持造反派的文章。我和那个同学在调查后觉得造反派毛病很多，结果写了一组批评造反派的文章，印成传单散发了出去。当时孙蓬一不在，他回来后看到传单，脸色陡变，勒令停止散发。孙绰号大炮，容易冲动，文革未结束便被当做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暴死狱中。

    从上海回来后，闲着没事，历史系另一同学对中学的文革运动感兴趣，约我一同研究。我们一起走访了若干所中学，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三个镜头。一是西郊一所中学，好像是六十七中，造反派头头叫奚小明，一个军干子弟。这是很特别的，军干子弟一般都站在联动立场上，而他是反联动的。他很矜持，一副思想家的派头，而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个围着他转的女孩，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全是崇拜他和体贴他的话语，实在令我艳羡。二是八一学校，这是一所军干子女聚集的学校，我们去时正看见叶剑英的小女儿被校革委会扣留，通知叶办来人把她领走。三是联动头目牛皖平家里，他刚获释放，慰问者川流不息，而他始终沉默不语。

    五、六月间，四川传来武斗消息，北大一些学生去那里支持造反派，我也跟着去了，分在简阳县。当时北京的学生到外地，只要是支持造反派的，都打着首都红代会的旗号，我们也如此。既然新北大公社是首都红代会的成员组织，这样做也算符合事实。在一般人心目中，首都红代会是毛主席的嫡系部队，威望很高。因此，我们到达后，当地造反派声势大振，很快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在两派发生冲突时，我曾被对立派短暂绑架，混乱中摸走了钱包。我们驻扎在简阳中学，那里有一支精悍的文艺宣传队，四川姑娘的美丽使我心醉神迷。我单独下到该县禾丰公社，作为首都红代会代表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离开简阳时，送别的场面十分壮观，造反派倾城出动，车站前是人面的海洋，人们唱着歌，哭着，我们每个人胸前被别上几十枚毛主席像章，臂上被套满红袖套。有一个天使一样可爱的小姑娘，她蹦蹦跳跳地拉着我的手，车启动时哭得特别伤心。回北京后，她给我寄来了信和照片，照片上的她像一朵清晨带露的鲜花。我还和禾丰初中的孩子们通信，他们回信说，大家争相阅读我的信，结果只好油印几百份，人手一份，许多对立派的孩子哭了，说不该围攻这么好的红代会哥哥。在这次串联中，我没有看到真正的武斗，只看到了那些被卷入政治大潮的外省青少年的无比天真的热情，这种热情很容易被引向残酷的自相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