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父子的日记可知，陈仪一案完全是蒋介石背着李宗仁搞的，李“闻报之下，便十分愤怒”，也在情理之中了！

    更有甚者，浙江省主席的遗缺未经李宗仁这位代总统认同又由汤恩伯部第七十五军长周喦接替。更为荒唐的是，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是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因此，他气得把报纸用力一掷，腾地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浑身发抖地说：“我身为国家元首，对近在咫尺的浙江省主席的撤换、拘押，直到报纸刊出才知道。这还有没有一点王法？一个京沪杭卫戍司令，居然作出拘捕和撤换省主席的事来，成何体统？我一定查明事实，严办汤恩伯！”

    京城中的文武百官听说忍字当头的代“总统”要查办汤恩伯，一时都慌了起来。他们都清楚汤分明是遵蒋先生的旨意办理的，这样一来，岂不和蒋的面子过不去，大家纷纷来劝。最后，连李宗仁属意组阁的何应钦都登门劝其息怒：“蒋先生的作风一向如此，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在现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面之下，和蒋先生闹翻了，事情将更不好办。”李宗仁无奈，只好以顾全大局为重，不了了之。

    再说孙科这位行政院长，他自然知道应该对“总统”负全责。但是，他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竟然不与代“总统”李宗仁说一下，就私自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这也开创了中华民国不光彩的先河！对此，李宗仁生气是自不待说的。同时，孙科的越法行为，也等于授给了李宗仁解散孙科内阁的借口。几经折冲，孙科内阁好不容易倒台了。但是，在由谁出面组阁的人选上，蒋介石又人为地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首先，当张治中代李宗仁征求由何应钦组阁的意见时，他当即表示不赞成，并说：“为什么一定要让和我有关系的人做院长？院长应该让别人来做，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

    “这是为什么呢？”张治中不解地问。

    “一、在准备和谈期间，敬之（即何应钦）任行政院长颇有不便，甚至发生不良影响；二、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三、何在目前继孙组阁也不相应。”

    蒋介石为什么再三为难李宗仁请何应钦出面组阁呢？史家认为还有一个蒋氏难以启齿的原因：“是要李宗仁明白‘退休老人’（指蒋介石）退而不休，尚能左右大局；又使何应钦勿忘前事，懂得这行政院长说是李宗仁任命，实是蒋某人恩赐。”

    何应钦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奥妙，遂借口有恙到西子湖畔休养去了。

    也就是在这期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南旋，李宗仁设宴于首都饭店。“李宗仁和邵力子先后讲话，对和谈前途困难虽多，希望甚大，感到宽慰，并表示愿为和谈的实现而努力。”由此为契机，从客观上打击了阻碍祖国和平统一的主战派，鼓舞了主和派，尤对广大人民希望停战谋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在希望吴忠信组阁失败之后，遂又对张治中说：“既然德邻再三主张由敬之组阁，我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

    蒋介石在使用干部的手段上无异于帝王，那就是恩威并举。蒋介石对何应钦组阁使过淫威之后，遂又借着何应钦过六秩大寿，请人给何应钦送去一副寿联：“安危同仗，甘苦共尝。”把话说白了：在任何情况下，你何应钦都不要为桂系张目，更不要像过去那样反戈一击，把矛头对准我蒋某人。同时，蒋氏又给何氏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恩准”何应钦出面组阁。

    蒋介石违愿同意何应钦出山组阁，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同时，他也清醒地知道，未来何应钦内阁所面临的困难：“（一）对**的‘和谈’问题，无法得到结果；（二）行政院各部人选问题，与李宗仁之间亦有距离；（三）运至台、厦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动用。尤其是对**的‘和’、‘战’问题，关系国脉民命，何先生恐亦无法自主。而李宗仁之邀何先生组阁，亦无非采‘过渡’办法，因彼尚未能提出适当人选也。”另外，蒋介石还清楚地知道：古往今来，在危亡之秋，只有所谓尽忠报国、从一而终的文臣武将尚可出长要职。时下，那些身在国府心思共的所谓两面人，哪个愿意为李宗仁、何应钦真心卖命呢！因此，他认为何氏内阁无所作为是意料中事。

    所谓何应钦组阁，实质上是李宗仁组阁。而李宗仁组阁，又等于是桂系核心人物白崇禧、蒋介石身边的主和派张治中等人共同协商组阁。由什么样的人物入阁，必须考虑新政府面临的紧急任务：“第一，要指定一个正式代表团和共产党谈判；第二，必须取得内部团结，以便迅速进行政治改革，释放政治犯，制止通货膨胀，准备长江的防守工作。”因此，李宗仁代替何应钦组阁之难是可以想见的了！

    李宗仁历尽各种艰难，总算把何应钦内阁搞出了眉目。接下来，他请桂系的中坚白崇禧、黄绍竑来到南京，密商与中共和谈的大计，没有想到白、黄之间在“和”、“战”的看法上发生了分歧。继李、白不睦之后，黄、白也因此而不和。

    黄绍竑由香港北来武汉、南京的目的就是为了和谈。但是，他“到了南京，又是一种景象，人们仍在醉生梦死之中，把同中国共产党和谈忘在九霄云外”。相反，他见到的是“正在紧张地作长江以南的战备防御”。令他更为震惊的是，白崇禧心里想的是打，对打的前景还十分乐观，并对他讲：“我们除了长江北岸尚有一些警戒部队之外，都撤到南岸布防。我们有海空军的掩护，长江天堑，共军是过不来的。武汉方面仍然对峙着，但中共的四野部队绕出襄阳直驱武汉上游，似有在武昌上游渡江的模样，我军正加紧防备……共军行动并不因老蒋下野而缓和。”

    黄绍竑一听白崇禧的口气不对劲，直言问白崇禧：“到底打什么主意？”白崇禧以强硬的口气答道：“如果迫我太甚，仍然还是打。你知道我们以前是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拼一下。”

    黄绍竑难以接受白崇禧的看法，遂有气地驳斥道：“打正规战已经打输了，还谈打什么游击战？要知道人家是打游击战的老祖宗。国人都希望和平，而蒋又屡战屡败，他才不得不暂时宣布下野，缓和一下人心，准备再战。这种用意难道你不知道吗？你一个月前主张和平，迫老蒋退回溪口。如果徐蚌会战是他胜利了，难道他真的会下野、会不收拾我们吗？你怎么一个月之间出尔反尔？”

    由此黄、白之间发生了冲突。用黄绍竑的话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大争论。”最后，黄绍弦近似赌气地说：“现在要打，只有老蒋有资格。他暂时下野，你可亲自到溪口负荆请罪，请他出来，因他是一贯主战的。我们以主和起家，只有和平才有出路，再主张战争，就是死路一条。”

    李宗仁的本意是请白、黄密商和谈的，结果搞得不欢而散。怎么办？他只好独自运作和中共和谈的大事。

    李宗仁清楚，国共双方面对面的和谈，大多是摆样子，走形式，或者说仅仅是履行某种手续而已。换言之，真正的议和工作应当事先在下边做好，起码应该做到相互知情，为公开谈判提供可靠的基础。他认为留居北平的黄启汉完不成这项任务。同时，李济深“一切听毛主席的，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的观点，莫说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无法接受，就说他这个代“总统”吧，也不愿在此一纸“降书”上签字。怎么办呢？他想到了身边的亲信刘仲容。

    刘仲容一直是桂系和中共进行联系的中间人。近二十年来，刘仲容到过延安，与毛泽东曾作竟夜长谈；在武汉、重庆又和中共许多领袖人物——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人颇多交往，且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友谊。对此，李宗仁是知情的。时下，由刘仲容担当和中共秘密联系，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因此，当刘仲容由上海回到南京，李宗仁就开门见山地说：“仲容，颜惠庆老人从北方还带回毛泽东的口信，欢迎你去，说你是‘桂系的亲信，又是中共的朋友’。我认为派你去北方是最合适的。”

    李宗仁送走刘仲容之后，遂又专注于何应钦内阁的组成。

    或许是历史在和李宗仁开玩笑：毛泽东于三月二十三日由西柏坡迁往北平，何应钦内阁于三月二十四日宣誓就职，并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和谈问题和在西南、西北各省及台湾、澎湖、海南岛等地编练新军、整饬军事，做好与解放军长期作战的准备。会上，推定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五人为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接着，三月二十五日，已经迁入北平的毛泽东授权北平新华广播电台通告中外：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至北平。这在李宗仁看来，国共两党如此默契地安排，真是有点鬼使神差了！也就是在李宗仁听到毛泽东已经入主北平的刹那之间，他下意识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溪口的蒋某人听后会有何感想呢？……”

    蒋介石虽说早就想到了毛泽东迟早会进北平，但是当他由广播中获悉毛泽东真的率部进北平之后，还是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刺激！因此，当他关死收音机，历经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遂又近似歇斯底里地大声狂笑起来，并且喋喋自语：“毛泽东率部进北平了，毛泽东率部进北平了！哈哈……”

    蒋经国就要进入不惑之年了！在他大起大落、荣辱并存的一生之中，真可谓是尝尽了人世间的苦辣酸甜，磨炼得他不仅洞察世事、人情练达，而且还能做到处变不惊、坦然视之了！虽说蒋介石早已宣布下野了，但在权倾朝野的文武官员的心目中，他依然是当今的太子，因此，再重要的老臣在他面前还是要礼让三分；可是他作为蒋介石的长子，又不能不关切已经下野的父亲的政治心态变化。同时，他深切地知道，在继母宋美龄出访美国期问，他必须与父亲多进行感情方面的交流，才能缓解蒋介石内心底处那说不出的郁闷。为此，这些天来，尤其是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的日子里，他几乎与蒋介石形影不离，偶尔还要听蒋介石庭训国事与家事。

    今天，他看见蒋介石如此失态、反常的样子，心里有着他人所不能理解的痛楚！但是，他深知在这种时候宽慰父亲是不起作用的，说不定还会招来一顿臭骂。他沉吟良久，突然变色，竟然以命令的口吻说道：“父亲！您冷静些，您冷静些！……”

    蒋介石向来独行其是惯了，而且从来也没人当面敢顶撞他，因此，他听了蒋经国的话语之后，越发暴跳如雷地大声说：“我冷静些，我冷静些！我能冷静得下来吗？！”

    蒋经国猝然一改往日顺受庭训的样子，非常严肃地说道：“父亲！我真没想到您是这样输不起的人。”

    蒋介石闻之大惊，就在这一瞬间，他感到可教的经儿的思想境界已经超越自己了！然而，他的思维惯性一时收不住，依然自语似的自问：“什么？我……输不起？……”

    “是的！您经常教育我：一、失败是成功之母；二、知耻者后勇。”蒋经国有意停顿了一下，“我相信毛泽东当年率部退出延安的时候，他绝不会像父亲这样！”

    蒋介石的思维惯性收住了闸，猝然之间恢复了本相。

    “父亲，”蒋经国接着说道，“毛泽东有过几起几落，您也有过几起几落，为什么这次就不能从失败中找到成功的道路呢？为什么您这次跌倒了就不能再爬起来了呢？”

    蒋介石听着儿子的训导无言以对，唯有沉吟不语。

    蒋经国看着蒋介石那极其痛苦的表情，他的思维也很自然地回到了做儿子的基点上。他含着泪，低沉地说道：“父亲，不要生气，我的话可能说重了。”

    “不！”蒋介石蓦地把头一昂，“经儿，你继续说下去！以往，父亲的耳边听赞歌听得太多了，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

    蒋经国情不由己地扑到蒋介石的怀里，紧紧地抱着蒋介石，近似哀鸣地叫了一声“父亲！”他失声地哭了。

    蒋介石也禁不住地老泪纵横，下意识地抚摸着蒋经国的后背，自言自语地忏悔：“我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了，遭受过无数次挫折，但从未像今天失败得这样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可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蒋经国是多么希望蒋介石自我忏悔啊！但是，当他听到蒋介石说了上边这段话的时候，心里都快淌出血来了。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蒋介石扶到沙发上，又像过去那样，无限悲哀地伫立一边，继续听蒋介石训导。

    “经儿，我们军事上打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打起仗来，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的工夫，就被共军消灭了！”

    “父亲，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为什么会削弱的呢？”

    “抗战胜利之后，我们的军队，尤其是中上级军官趁机进了城市，利用接收的机会，他们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就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也是党国败亡的所在！经儿，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也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教训！”

    “父亲，孩儿记下了。”

    蒋介石毕竟不是善于总结教训的专家，更何况他必须面对就要开始的北平和谈，以及随之而来的渡江战役。因此，他声调有些凄楚地说道：“经儿，失去的就叫它暂时失去吧！为了能在江南有个再起之地，我们父子除去关注江防之事外，还要分心南京，注视着李德邻在和谈的路上走多远。”

    翌日——三月二十六日清晨，蒋氏父子通过收听中共的电台获悉：中共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以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于四月一日在北平举行和谈。在蒋经国看来，必须调动一切合法的手段阻止李宗仁重开和谈。但是，当他赶到蒋介石的下榻处，欲向父亲谏说自己意见的时候，他又被父亲独自驻步窗前，蹙眉眺望窗外的表情怔住了，不由得黯然自问：“他又在想些什么呢？……”

    蒋介石当然是在想李宗仁如何与中共毛泽东重开和谈的事情。

    诚如前文所述，蒋介石的“备战”与“和谈”的基本方针，和李宗仁有着根本的不同。蒋氏是把“和谈”当做一种手段，为备战争取时间。在他的观念中，只要挨过五月份，长江就必然变成水宽浪急的天然屏障，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像当年炸开黄河花园口水淹日本军队那样，把长江北岸的江堤炸开，再演出一幕水淹人民解放军的好戏！同时，在用“和谈”争取来的不多的时间中，他自信在江南各地可以完成重组百万大军的计划。到那时，他又有了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争夺天下的本钱。因此，他躲在故里溪口，就像是“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诸葛亮，希望李宗仁在与中共的和谈中，能给他争来这宝贵的时间！

    蒋介石的用心可谓良苦！然而他忘了对弈“和”、“战”这盘大棋的对手不是李宗仁，而是多次取胜于他的高手毛泽东。中共主席毛泽东早已看透了蒋介石这一步棋，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气概乘胜前进，没给蒋介石这样喘息的机会，在雨季到来之前，就吹响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进军号！对此，蒋介石只能仰天长叹：“苍天负我！……”此乃后话，略而不述。

    但是，蒋介石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当他获悉重开和谈的日期是四月一日之后，他立即想到：等来长江的雨季还需近两个月的时间。靠马拉松式的和谈来争得这宝贵的两个月吗？他认为毛泽东还没有被三大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绝对不会同意把和谈的时间拖得这样长。怎么办呢？他思来想去，唯有在李宗仁的身上做文章。为此，他听了蒋经国的谏言之后，只是淡淡地说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为做到后发制人，你我父子先看看李德邻走哪步棋。”

    蒋经国听后感到父亲早有定数，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李宗仁在收听到中共通知的有关和谈的地点、时间、人员之后，遂忙着召开有关的会议，协商应对与中共和谈的有关事宜。据史记载：对于如何进行商谈，有过四次集会研究，都由何应钦主持。出席会议的除代表邵力子、张治中、章士钊、李蒸（黄绍竑在赴平前才赶到，刘斐在代表团赴平前才发表）外，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祖都参加，黄少谷也以行政院秘书长资格参加。经过几次研究后，作出如下决定：

    （一）为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南京开会（这时国民党中央已迁往广州）；

    （二）为指导和谈进行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三人，共同组成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做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以上这些消息和决定，由何应钦通报给远在溪口的蒋介石。

    蒋介石终于等来了南京方面的消息，出乎他所料的竟然是作出如此草率的结论。为泄他满腹的愤懑之情，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段文字：“可决定其为十足的投降之代表。但**是否接受其投降是一大问题耳。李宗仁和谈方案，无异于协同**消灭国军之基础耳。”

    侍候在旁的蒋经国深谙蒋介石之用心，他望着依然是凭窗远眺而陷入沉思的蒋介石，不安地问道：“父亲，如何才能阻止以李宗仁为代表的降共逆流呢？”

    蒋介石从凝思中回到现实之中，他缓缓地转过身来，不无藐视地笑了笑，信口说了一句戏词：“山人自有妙计！”

    蒋介石的所谓妙计，也不过是他几十年来的故伎重演。就在李宗仁、何应钦在南京开会，商讨如何赴北平与中共议和的期间，他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在京、沪等地突然发起了攻击和谈的文章。同时，他又通过一些政治团体出面，向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何应钦发去阻梗和谈的电文。例如：

    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给李宗仁、何应钦，并转各和谈代表的寅艳电，指出“和谈为国家之大事，绝非国共两党可得而专”，进而责问“苟先漠视宪法而又置国民代表大会于不顾，试问诸公将凭借何种地位，有何种权利以与**谈判”？结论是“克日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以为最后之决定”。

    国民党中央执监常委及中央政治委员会谈话会决定：“（一）和平代表抵平后，应先提出双方立刻无条件停战；（二）和谈一切报道公开；（三）和谈进行详情，应随时报告党的中央谈判结果，并应对党完成法定程序……”等等。

    从以上的文章和电文可知，国民党顽固派在蒋介石的操纵下，正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活动。在蒋介石看来，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会给李宗仁以及和谈代表造成极大的压力。同时，还想借此为和谈制造困难——进而达到推迟和谈的时间。

    但是，这时的李宗仁犹如弦上待发之箭，只有沿着重开和谈的路硬着头皮走下去；另外，绝大多数和谈代表都认清了只有重开和谈才是国家、民族唯一的希望。所以，他们顶住了来自蒋介石的压力，前后开了四次会议，继续研讨赴北平参加和谈的有关事宜。为慎重起见，他们把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腹稿，作为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商讨的依据。由于该件十分重要，全文抄录如下：

    预拟与中共商讨之腹稿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与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唯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讨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关于《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一件共分七款，中心意思是：国共双方部队在“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同时，还要求“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等内容。

    李宗仁手捧与会者一致通过的《预拟与中共商讨之腹稿》、《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两份文字稿，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愉悦。因为自打他上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不仅让与中共重开和谈变成了现实，而且还形成了这样两份指导和谈的文件。当他询问与会者还有什么意见的时候，被推为首席和谈代表的张治中起身提出：在赴北平出席国共和谈之前，再去溪口看望蒋介石一次，当面征询蒋对这两个有关和谈文件的意见。多年之后，他记下了如下这段话：“（一）蒋虽退到溪口，但到底力量还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商讨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二）那时候，京沪的顽固分子气焰嚣张，常有对我不利的谣言，溪口之行，我认为对他们有一种镇压的作用。（三）蒋当时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在党的体系上，代表们除了章士钊外，都是党员，应有向他请示的必要。（四）在礼貌上说，也有去看蒋的理由。”

    李宗仁不但知道张治中这一良苦的用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此意，故颔首赞同，并于三月二十八日电溪口蒋介石，张治中定于二十九日去溪口，当面报告政府所定的和谈腹案。

    诚如前文所述，张治中的所作所为是有悖于蒋介石初衷的，故蒋氏接电后冷然一笑，不仅未领张治中溪口之行的美意，相反还对蒋经国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来不来无所谓。”

    对此，蒋经国是深谙蒋介石的天机的，遂于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段文字：“像这样的人，到北平后，如不投降，那才是奇迹呢！”

    连日商议赴北平和谈的人员全都离去了，“总统”府又剩下了李宗仁一个人。这时，李宗仁又感到一股强烈的孤独感向他袭来。当他的双目再次看见《预拟与中共商讨之腹稿》、《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之后，他又下意识地发出这样的自问，“毛泽东是否也在忙于制定和谈文件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