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是人臣,怎么能下凌上替,擅自妄为。如果说‘减膳’因迫于形势,还可以理解的话,‘录囚’则无法容忍。这些监狱羁押的囚犯都是重罪犯,是国家极不安全的政治隐患。高司徒录用他们其中武艺高强的家伙为军事人员,这不是居心叵测之举吗?这分明就是僭越之罪。”
高肇蛮横地说:“减膳录囚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全国性的大饥荒。你元怿身为司空,不想法解决,却在一旁袖手旁观。如此不称职,圣上应该解除他的职务。”
皇帝见双方的火药味儿越来越浓了,就息事宁人地劝阻双方说:“好了好了,各位爱卿都不要再争吵了,停止减膳录囚,令饥民去燕、恒二州就谷,赈济灾民。”
一场誓不两立的抗争尽管被皇帝压制下去了,可高肇、元怿都将对方恨之入骨,敌对双方表面上把酒言欢,却都在暗中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强力一击,置对方于死地。
“减膳录囚”事件之后,高肇意识到宗室是横亘在自己面前最大的敌人,决定抓住策立太子的机会,借诛杀胡延媚之时,寻找借口,像诛杀元愉那样“清君侧”。
高肇想方设法攻击陷害元怿,巴不得他像元愉一样走上一条自取毁灭的不归路。可找来找去,终不能寻到其短处。所以,高肇在皇帝面前说元怿的那些坏话,细究起来不过都是些上不得台盘的鸡毛蒜皮小事。
这些小事,一地鸡毛,想致人于死地;几次啰嗦,连皇帝都听得厌烦了。好几次冷笑着责备高肇,说:“高卿和元怿有过结,处处寻他的过错,您奏请处置他的贪赃枉法,朕怎么会相信您的一面之词呢。”
几次的诬陷被皇帝驳回之后,高肇这才认识到元怿是何等聪明之人,早就预防到有元愉之祸,预先在众大臣面前故意得罪高肇,实是为自己筑起了一道避祸的“防火墙”。这样,即便高肇奏请处置元怿的不法行为事事属实,别人也会认为是高肇为诬陷元怿而编造的不实之词。这实在是元怿非常高明的自保之举。
别看元怿没心没肺地故意在朝堂上以“身曲乱谋”“减膳录囚”的过激言行激怒司徒,实是精心设计的闹剧,以此表示二者的势不两立,让高肇的诬陷无从下手。高肇暗暗哀叹,没想到这个元怿居然比元勰还难扳倒,为此苦恼不已。
一晃半年过去,十月甲戍,皇帝决定策立元诩为太子。后宫围绕诛杀太子生母胡延媚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当天,在接到侄女的求救信息后,瑶光寺住持玄真禅师又一次进宫,借与皇帝探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之机,又一次对笃信佛教的皇帝元恪说: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为陛下事佛的诚心所感动,赐以金童,承继大魏宗祧,胡延媚有此大功德,创不赏之功,却以大魏祖宗成法,似钩弋夫人般赐死,未免以怨报德,让人心寒,造就冤孽,于太子于社稷都将是大为不利呀。”
从内心深处来说,皇帝对立太子杀生母这一条祖宗成法是反感的。他当皇帝这么多年,至今仍不知生母的音容笑貌,这是他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再说,胡贵嫔年轻漂亮,文章美轮美奂,武功娴熟高超,文武全才,后宫三千佳丽,无人可与之匹敌。
玄真禅师见皇帝似有所动,再一次叮嘱说:“胡贵嫔不顾个人安危,从天上接下来神童(怀孕生子),功不可没,不能对其恩将仇报,必须让其颐养天年。”面对玄真禅师的指责,皇帝对别人的话可以不听,大师是与神衹对话的人,她的话不能不听,不敢不听。
想当年,玄真禅师指导皇帝“男女双修”,才有今日的太子继承宗祧。于神于凡,皇帝都不敢忤逆大师的意愿,只好无奈地说:“朕也不愿诛杀胡贵嫔,可是,要改变祖宗成法,让朕慢慢想法。”
送走了玄真禅师,在皇子元诩两岁生日的那天,处理了“减膳录囚”事件,让饥民去燕、恒二州就食;解决了难题。皇帝见天色尚早,特意叫上群臣,带上高皇后,叫上贵嫔胡延媚去别馆看望儿子。皇帝搂抱着儿子坐上战马,练习鞍马骑射。
元恪自元愉伏诛以后,睹物伤情,再没在后宫射猎纵马;此时兴起,要让两岁的儿子见识见识乃父的雄姿英发,就在华林园纵马骑射。皇帝纵横驰骋距箭靶三百五十步远的地方,拈弓放箭,一箭中的,引得群臣一阵喝彩。
胡贵嫔自小在西凉武风炽盛的地方长大,鞍马弓刀本就是幼儿学,虽说是女童,因多年耳濡目染,放牧射猎无有不会。
胡妃此时技痒,命宫娥在箭靶前悬挂钢针一枚,纵身跨上皇帝的坐骑狮子骢,跃马扬鞭,弯弓放矢,“嗖”地一声,燕翎袖箭正中针孔,挂在针眼里不停地摇晃(古时的钢针是由铁匠锤打出来的,钢针大约如现时的铅笔般粗细,针孔大约有一粒黄豆大小),大小臣工及后宫嫔妃都一阵惊呼。太监刘腾扶胡贵嫔下马,谀媚地说:“贵嫔娘娘真是我皇贤内助,圣主万岁,娘娘千秋!”宫女们为有这样的女主由衷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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