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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接到仁宗皇帝正月上旬鄜延、泾原两路出兵诏书后,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他在延州所有的苦心经营,都将随着宋军这个行动化为乌有。因此,范仲淹立刻向仁宗皇帝上书,要求推迟出兵日期,并详细阐述了自已的理由,同时向仁宗皇帝汇报了自己招抚元昊的设想:
正月内起兵,军马粮草,动逾万计,我军深入险阻之地,此时塞外正值风雪大寒,士兵暴露冰天雪地之中,一旦贼兵向我发起攻击,我军必然会损伤惨重。而且目前鄜延一路无论城垒栅寨、兵甲粮草、士兵攻守之策均已部署就绪,无需担心敌军先我发动攻击。请等到春暧时再出兵,那时候正是青、黄不接,西夏马饥人瘦,形势于我易于控制,又可乘机扰乱夏境耕种,即便我们没有大的收获,但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况且朝廷亦有招降蕃酋之意,臣也曾派人探问其情,告知朝廷怀柔之意,让元昊削去大夏国号,仍然臣服于朝廷。现在分析情况,依然存在着这种可能,鄜延原是西夏过去向朝廷进贡来往之路,愿陛下存此一路,允许鄜延暂缓出兵,只令诸将严密防范,贼来则击之,乘我军尚未出兵之机,容臣示以恩意,大约一年之间,便可有招安的可能。不然的话,臣恐怕隔绝情意,那这场战争的结束,只怕就会遥遥无期。倘若用臣的这个策略最终没有效果,那么朝廷再从长计议出兵大计,先取绥、宥,据其要害,屯兵营田为持久之计,如此,则茶山、横山一带蕃、汉大户畏我军兵威,或招降、或逃窜,亦是去掉西夏一只臂膀,那时拓疆制寇,再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
如果宋仁宗是个雄才大略、决策果断的皇帝,那么,既然已经决定了出兵日期,而且出兵的诏书已下,箭在弦上,就不应再有任何变化,须知,宋军面临的问题,西夏军队也同样面临;如果宋仁宗是个雄才大略、决策果断的皇帝,那么他就应当明白,元昊既然已经建立了大夏帝国,且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他就不可能靠几句好话,消弥了这场立国战争。
但,宋仁宗偏偏就是个耳朵根软、缺乏主见的天子。
范仲淹在奏折中说元昊还有归附的可能,这个结果,对不得已而被迫用兵的宋仁宗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兵凶战危啊,他当然更愿意不战而屈人之兵。于是,缺乏主见的仁宗皇帝立刻下诏:“从仲淹所请”!并让范仲淹和韩琦两人具体协商,如果有机会,仍还要主动出兵。
宋仁宗这个决定模棱两可,实际上让宋军又回到了战守不定的尴尬局面。
此刻,泾原前线,信心满满的韩琦正为正月上旬宋军两路出击,彻底覆灭元昊,竭尽全力地做着各种准备,却突然又接到仁宗这道模棱两可的旨意,不由大惊。
宋仁宗出尔反尔、优柔寡断,让一心主战的韩琦悲愤不已。韩琦一面派尹洙急赴延州,劝说范仲淹按原计划两路同时出兵,一面上书给宋仁宗,希望仁宗皇帝给范仲淹明确诏令,命其出兵:
前日臣在京师屡次面奏,此战关系重大,关乎国家安危。两路协力还尤恐不能致敌于死命,现在又让鄜延一路按兵不动,这无疑是把泾原一路孤军送入敌口,非是当用之计。请陛下诏令鄜延一路同时出兵。
宋仁宗接到韩琦奏折,又觉得韩琦说的也有道理,一时间无法决断,只好将韩琦奏折转给范仲淹,让范仲淹看着办。
范仲淹接到宋仁宗扔过来的皮球,于是再次上书仁宗,提出了另一个办法:臣和韩琦一样,都是想怎样尽心报国,并不是怯弱惧战。但兵凶战危,理应谨慎防守以观其变,不可轻兵深入。鄜延一路要进贼界,比起其他几路都远,宜先修复城寨,请以二月中旬合兵万人,从永平寨前出修筑承平寨,承平寨建好之后,再择机进筑另一寨,这样就牵制了元昊东路军马,使夏军难以全力对付环庆、泾原之师,亦如我军两路出兵一样。
范仲淹这个建议,就是鄜延一路佯做出兵,是一支疑兵,而实际上等于仍然没有出兵。
中国数千年历史,恐怕冷兵器时代发生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没有象大宋帝国和西夏之间这场战争那样,战与守、攻与伐的奏章、诏命,一次又一次在中央和前线千里路途上来来回回传递,
范仲淹的固执和宋仁宗的优柔寡断,终于导致了帝国20万重兵困守边城,坐失战争良机的结局。
而西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元昊,却利用范仲淹对他一厢情愿的招抚,又一次将计就计,制定出了一个痛歼泾原一路宋军的绝妙计策,西北大漠萧萧寒风中,大宋王朝一代名臣韩琦兵败好水川的悲剧,由此一点点拉开帷幕。
早在大宋帝国朝廷为攻、守两策争执不下的时候,西夏杰出的军事家元昊,就已经从宋军各种迹象中嗅到了某种危险气息。宋军鄜延、泾原两路经过韩琦、范仲淹精心整顿,已经不再是战争初期时那样不堪一击,三川寨之战和宋军突袭白豹城之举,就是宋军战力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所幸的是,宋军自战争初始便一直采取守势,将主动权拱手送给了夏军,这才使他能够游刃有余。但元昊心里比谁都清楚,要想保住刚刚建立的大夏帝国,除了在军事上彻底打败宋军之外,别无任何选择!只有在军事上站稳脚根,大夏帝国才能安然挺立。
然而,大宋帝国犹如一棵盘根结虬的老树,折断它几根树枝,根本无损于它的元气。反之,如果宋军倾全力反击,那对夏军来说,将无异于一场秋风扫落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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