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40年代中自贡和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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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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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代中自贡和重庆

    1946年三月中，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开了，到十七日便放出话来，要把政协协议全盘地推倒。四五月间，国共在东北的四平厮杀起来，而六月份又在中原的豫鄂之地开了战。

    还是六月，在南京的下关，便与重庆的较场口如出一辙，请愿的马寅初等几位先生又遭毒打。七月份更是不堪回首，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至纯至诚的先生，在四天里，前后血洒昆明。

    到此，离开政协会的闭幕也就是半年，岂知民主却已是被活埋到了咽喉。民盟诸公仍是在为和平而奔走，总是想在国共间找到那不偏不倚的中间之路。这居中调停虽不见兵锋，几介寒儒，凭着颗颗良心，要挡住几百万大军的对阵，其实又何尝不悲壮。

    十月间，国军攻下张家口。自此两方汹涌的潮水便都漫了上来。想走在中间不为左边或是右边的大潮所卷再无可能，抉择之刻终是到了。

    国民政府宣布了国大开会的时间，又逼着第三方面交出与会名单。十一月，人称宪法之父的张君劢终是把民社党的名单交了出去，而张表老则是三电在南京的黄任老，坚持唯有政协全部程序完毕才能参加国大，就此原本共同追求民主宪政的民盟诸公也已分道扬镳。

    那段日子里，我听了白莎的劝告，只是在重庆蛰居。没有随着民盟总部去南京，表老那里也少去走动了。我常问白莎何时能把我的产业拿出来，为国家再做些事。可虽是催了几次，白莎总是宽慰我不必太心急，以待时机。

    我虽能大致明白白莎所谓之时机也是重要的，只是担心等得越久，这份产业就会贬得越甚，恐怕能做的便不多了。自从国府还都南京，原先仍心存一线希望的川内盐商终是看到自己再无翻身之日。

    开春时余先生、侯先生、熊先生、罗先生发起我们自贡七家盐商准备组建四川盐业公司。这主意我本也是赞成的，毕竟在抗战之时我们这些自贡的盐商便已联手，自乡盐灶之间的拼争早已不再是首要的，大家拼的是为抗战多做些事情。如今抗战胜利了，可是川盐后撤，给淮盐让路，这对自贡的盐商便实在是极大的威胁，自然更应该同仇敌忾，为川盐谋条活路。

    几位先生看重我粗通洋务和政治，便也希望我能一同入股，可我想着自家体量不大，又惦记着答应白莎要变卖家产一事，便推辞了，只是答应帮着几位先生联络出洋一事。

    可事情一开始便不顺利。公司刚付启动，几家小盐商便放心不下，也不愿一同入股，自行成立了西南、中华盐业，以兹抗衡。力量散了，与下江的生意便更难谈。

    几位先生看着情形艰难，便合计着一起出洋购买新设备，在井上改用真空制盐。为了这事，七家井灶共集了二十亿国币，准备用这钱去向中央银行兑换黄金。

    可不知为什么，几次交涉却都是无功而返。无论兑换黄金或是美元，中央银行一概不准，而几家美国银行也不愿贷款。无奈下，最后盐务局好歹谋划了一个盐业考察团，去美国考察了事。

    联手和购买外国设备连连不利，几家大盐商不久便开始借贷度日，像侯先生也是一改往日勤俭的性子，斥资起了一座大宅，过起了表面悠闲的日子。

    说起那次去美国考察，侯先生原本极力想邀我同往，还特地计划在波士顿也停一程，让我能去看看楚娇和内森，也能故地重游。我思前想后，虽是动了心，最后还是作罢。

    我无法赴美，侯先生自是十分惋惜，而楚娇也不知从何处听得消息，寄了信来，责怪我为何不去看他们。不过我能所籍慰的是楚娇听上去一切还好：

    “舅舅：

    来美已有几个星期，将将把诸事安排停当。我和内森哥忙了这一阵子，都累坏了，今日才有时间好好坐下来给您写信。

    记得小时候我总是缠着您讲美国的故事。您不说什么，只是说一切都是不同的。以前我在心里怪您不愿意把故事讲给我听，来了之后才知道真是错怪您了。

    四月十号，我们在旧金山下了船，转了火车，一路向东，路上的景色，那些高山、大河、峡谷、平原，真是没法用我们的语言形容。

    内森哥在火车里和我说，他觉着您以前好像说过我们中国的书画和诗词和中国的山水是同根生的。这下到了美国，这些词句一下子就变得不那么贴切了。

    到了波士顿，内森哥的父母去接我们。二老对我非常好，可不像咱们中国传说中的公婆。路上内森哥本和我商量，等到我们安排停当，他找到了自己的工作，我们就搬出去自己住了。

    可是看着公婆心疼内森哥的样子，我倒也有些不忍心。陪二老多住些日子也好，我毕竟还人生地不熟，一时让我独自一人照顾内森哥，还真有些担心自己不能胜任。

    说到照顾，虽然内森哥行走不便，但他还是很照顾我的。初来乍到，有好多要学的，他说先好好地教我英文，然后还要教我开车呢。

    他还带我见了很多朋友和以前学校的同学。虽然言语不是太通，但能和内森哥一块见朋友，才感觉真正是嫁给了他。不过内森哥见了同学后，有时心里也不是滋味。

    昨天我陪内森哥去了哈佛的纪念教堂，悼念战争中的死难者。他那一班，是三八年毕业的，就有三十一个同学在大战里牺牲了。从这上说，我们也算幸运的。可是也有不少同学，胜利后回来，事业不错了。虽然内森哥嘴上不说，但我猜想他心里也有些难过。

    前几天我们去了波士顿最好的医院。听医生讲，内森哥的背受伤虽重，但神经却不是完全断了的。尽管过了两年，现在有了新的疗法，可能还可以恢复得再好些。听了这诊断，我们都放心很多，只是还要有很多锻炼，不是几天就会有改观的。

    前些日子，我们还去看了伊莎白阿姨和白伊姐。她们对我也很好，问了很多中国的事情，还说着让白伊姐也多帮帮我。

    不知为什么，她们很少提到白莎姐，对白莎姐的近况好像也不太清楚。也许是因为太想她的缘故，反而不知怎么问了。想起来，我也有些惭愧，就像白莎姐一样，非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让妈妈和舅舅难过。不过我想着自己一定是会常写信给你们的。你们放心。

    舅舅，今天要陪内森哥去做康复治疗，就先写到这里吧。您也一定要写信给我们。我听说您原本会要来美国考察的，可因为井上的事多又来不了了，心里难过了好一阵。若有机会您一定来看我们吧，我想伊莎白阿姨和白伊姐肯定也会非常高兴的。

    我另外有信给母亲，请您代转。想念你们！

    楚娇上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号”

    第一封信来过，我和幺妹也都是放心不少。忽然不到一个星期，却是又接着一封信，倒是让我们心里着实不少忐忑。幺妹拿着信，脚步蹒跚地赶到我这边，催着我快快打开。

    我心里自然也是不安，打开信，忙着扫过去，却有些不敢相信，便又慢慢地读下去。这一读可是急坏了幺妹。想来她看我面色凝重，一言不发，心里担心有什么不测，竟是急得声音哽咽，堪堪泪下。

    “哥哥，你啷个不说话。楚娇不是出事了？我就是说，不该让她嫁那么远。哥哥，你倒是说话呀！”

    听幺妹声音颤抖，我忙着安慰她，自己却也止不住兴奋，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地说道：“好事，幺妹，好事。”

    “什么好事，”她忙擦着脸上的泪水，拽着我的袖口，催我念信：

    “舅舅：

    原本想再等些时候给您和妈妈报喜，可我和内森哥都忍不住了，也就不再等了。前一段，白天有些疲倦，胃口也不好，本以为是水土不服，也无大碍，只是不见全好。今天去看医生，竟是怀孕了。

    舅舅，您还记着那次我们一起去天池寺拜佛？事后我问起内森哥，我们心里其实许的愿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想要个孩子。

    老方丈为内森哥调治之后，他身体有起色，不过我还是劝他不要勉强，一切随缘。可谁知道竟然真的怀上了，而且医生推算，怕是还在重庆的时候就怀上了，现在有两个多月了。

    十月怀胎，一朝落地，总是要生下来才能算是放心。我和内森哥刚得着消息的时候，在医院就约好了暂时‘保密’。可刚回到家，他先是忍不住，脸上总是挂着‘傻笑’，自然被二老先看出有些异样。没两句，他就‘招供’了。

    二老自然是满心欢喜，可晚上，内森哥却还是不让我告诉家里。我自然生气，还和他吵了一架。他只是说远隔万里，说早了，万一有些闪失，您和妈妈不在身边，只能是心里着急，更是不好。我虽然知道他的话也有道理，可我就是不干—为什么他告诉了父母，我就不行。吵了一晚上，我们累了，也都扑哧地笑了。

    最后内森哥就跟我说，写信报喜也好，最好还能拜托妈妈和舅舅去天池寺再帮我烧烧香，保佑一下小宝宝。他既然这么说，我们也就和好了，然后，我也睡不着觉，就赶着把信写好。

    内森哥在中国受了这么多苦，终于有了孩子，这也真是佛祖怜爱我们。我们虽然离着远，却也一起给佛祖磕了头。在佛前还愿的事，就拜托舅舅了。

    楚娇上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号夜”

    接了这信后，幺妹隔三差五便去天池寺烧香礼佛。虽是如此，可她脸上却少有畅然的笑意。我原猜想她是担心楚娇的身体，可直到十二月初，小内森平安降生，仍是不见她脸上的笑颜。

    这之后，想是因为照顾内森和孩子家务繁重，楚娇的信也少了。想想看，或许这便是幺妹伤感的原因，儿女虽说幸福，却不能在膝下承欢，即便是犹如我们中国人的期盼，子孙满堂，却也未必能逃开衰老时的寂寥。

    楚娇走后，年轻一辈中便只有白莎和她的朋友们还在走动。庆哥和小竺办了婚事，到得四六年底，小竺也生下一个女儿。

    四七年的旧历年早，一月二十一号就是除夕，又正好是孩子满月，我便叫了白莎和琴生同去祝贺。小孩子下巴圆圆的，活脱脱是小竺的样子，可两道眉毛却似男孩子般浓重，更有几分庆哥的英武。女孩子便是安静，也不在意周围大人们的谈天。晚饭过了，她自顾自地睡着，长大了也该是个体贴人的姑娘。

    孩子有个很别致的名字，叫卢珊。我问庆哥这名字是否有讲。他笑着答道：“这可是小竺的主意，让她说吧。”

    小竺轻柔地抚摸着卢珊的小手，凝重地说道：“有位德国的女政治家，是我和庆哥都最敬重的。她的名字是Rosa，我们就取了个中文的谐音。”

    聊着聊着，大家忽地提起去年的春节，此时便没得那么热闹。庆哥帮我点上一支烟，拉着我走进了外屋，问起了井上的生意。

    “现在自贡的盐业也大不如前了”，我叹道，“就只靠着官收还有些保障。不过官收也不知能撑到哪天，要是连这个都没了，那就只能等着倒闭了。”

    庆哥点点头，轻声道：“我听行里的同事说，回去参加接收也是一团糟。敌产、伪产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有法子的人收了大笔的房产，可沦陷区的老百姓日子也不好过，把伪币换成国币，真的就不剩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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